（三）生猪产业链利益分配不够合理，生猪产业化发展滞后

当前，我国生猪生产、加工、销售环节利益分配很不合理，加工企业和零售环节处于优势地位，当生猪价格波动时往往联手压低生猪收购价格，将市场风险主要转移给生猪饲养者。另外，我国生猪产业化经营的链条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绝大多数利润由中间环节把控，而生产者所获很少。目前，我国生猪产业化发展相对滞后。公司和农户之间没有形成稳健的利益衔接机制和合理的分配机制。一体化程度不够高，有的缺乏稳定的原料来源基地。生猪业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发展不充分。生猪产业链各环节、各主体之间协调不够。当猪肉货源紧缺时，生猪屠宰厂商纷纷争抢猪源，养殖生产者抬级抬价，希望以此增加更多收入；而当猪肉供给过剩，养殖者又纷纷急于出栏，屠宰厂商便趁机压级压价，希望以此进一步降低自身成本，获取更多的盈利空间。

（四）生猪产销多头管理，流通渠道和市场机制不够完善

世界各国对生猪业多实行一体化的管理方式，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生猪管理部门多达十几个，政出多门、条块分割、产加销脱节、贸工农分离，“多头治猪”。区域特色不明显，影响比较优势的发挥。目前，尤其是生猪流通体制不健全，导致生猪生产各环节利益分配严重不合理。另外，我国生猪风险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在金融、信贷、保险等方面的支持保障体系不够健全，抵御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的能力偏弱。

（五）生猪扶持政策覆盖面不够，政策的持续性难以确定

从生猪生产支持政策看，国家更加重视规模户，对其支持政策较多，而对散养户扶持政策偏少。生猪散养户本身生产技术水平较低，抗风险能力偏弱，如再得不到规模户享受的支持政策，更不利于其发展，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我国生猪生产的稳定健康发展。国家更注重在调控生猪价格上涨时的政策支持。从生猪生产调控效果看，国家更倾向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注重生猪价格上涨时的政策扶持，而在猪价下跌时扶持政策较少。而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猪价上涨时的支持政策能够增加生猪生产，但控制不好，反而有可能引起下一轮猪价下跌，加剧生产与价格波动；在猪价下跌时实施扶持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波动。政府出台的调控政策倾向临时性，生猪政策持续性不够。

（六）生猪调控预警指标单一，很难准确预警生猪发展趋势

近年来，政府的生猪调控预案中主要的预警指标是猪粮比价。在短期内，饲料结构、人工成本和仔猪价格等是相对固定的。但从长期来看，这些因素一般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出现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情况下，单纯以猪粮比价也很难反映我国养猪实际收益情况。如果仅以“猪粮比价”反映养猪效益偏差会较大，甚至有时可能会对决策制定造成消极不利的影响。同时，仅以是否盈利来判断生猪市场供应情况也有失偏颇。养殖户愿不愿养猪，除了养猪是否盈利的影响因素外，还受到养猪劳动是否艰苦与体面、投入大小、养猪与其他养殖业相比的比较利益以及风险大小等有关系。另外，生猪养殖点多面广准确收集信息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调控的时效性与准确性。

四、破解“猪周期”的对策建议

多年来，我国经常出现上一轮“猪周期”走过，下一轮“猪周期”又至，“涨涨不止”“跌跌不休”交替出现。由于我国生猪产业集约化程度有限，产业基础还相当薄弱，要从根本上破解“猪周期”问题，还应统筹兼顾、综合施策、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加速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一）大力发展生猪规模养殖，建立稳定的风险承担机制

大力推行规模生猪生产，便于推广先进的生猪养殖技术，也便于集中购买所需生产物资，进一步降低饲养经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由于规模养殖户能及时与市场进行沟通联系，获取市场信息渠道广泛，具有较强的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同时，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生猪市场波动，因为生猪规模养殖户一般来说不会随意退出生猪市场，能够为市场提供较为稳定的猪源，国家也便于调控市场、稳定价格、保障供应。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规模养殖是稳定发展生猪、有效保障市场供应的一条正确路径。目前我国生猪供应与需求端不能直接对接，容易导致生猪价格暴涨暴跌。再加上我国猪肉的价格调控有一个特点，即猪肉高价时介入，扶持生产。猪肉价格大跌时，有的地方又放任，此类调控容易导致猪肉价格的大幅波动。我国应借鉴巴西及欧美等国做法，大力发展生猪规模饲养，稳定生产，建立起养殖户与屠宰场联合一体化生产方式，减小生猪生产与市场价格的波动。还要进一步健全生猪市场流通体系，将生猪现货、期货市场和农村信息化发展相结合，建立覆盖各养殖区的生猪养殖信息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