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建模到实践验证。奥尔森先从传统集团理论的思想基础入手，提出‘集团会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以增进它们共同目标’的结论有失偏颇。这个结论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即经济人假设和集体具有共同利益这一结论，但是这两个前提并不能合乎逻辑推出集团会自动增进其集体利益，原因在于公共物品的内在特性使得理性自私的人可以不分担成本而直接享用它。从集体行动的逻辑演绎出发，奥尔森得出了大集团的副产品理论，即大集团的长久存续并不是因为它执行了疏通游说以获得集体物品的正职能，而是它同时行使了其他职能，比如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这些职能维持了大集团的正常运转。沿着集团分类的研究，奥尔森提出集体行动与国家兴衰的九个命题。特殊利益集团比潜在集团和大集团更有行动效率，特殊利益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它热衷以分配社会收入而不是创造社会收入的方式来增进集体利益。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特殊利益集团操纵者国家政策使得社会分配方案有利于它们，长此以往，社会不公平愈显突出，政治生活的分歧加剧，社会收入和效率停滞不前。从理论的逻辑思辨到新理论模型构建再到实践验证，奥尔森考察了工会、农场主协会、行业协会、卡特尔组织等集体，又分析了二战以来美国、德国、日本的经济的繁荣与衰退，进一步证实了他的理论。
从实践分析到理论反思。奥斯特罗姆认为理论模型研究存在局限性，它把前提条件限制地相当苛刻，如信息完全对称且充分、没有人为失误、监督成本忽略不计。但是现实中这样的前提很难存在，并且‘理论模型显示的是无法改变的环境中人们会做什么，但是理论模型并没有告诉我们，当人们具有重塑自己环境的自主权时，他们会做什么’。奥斯特罗姆称自己是研究实际现象的学者，她观察到有些社群解决了共同行动问题，而有些没有。瑞士的托拜儿村庄的公共财产制度、日本的平野庄和良木家庄的公共土地制度、韦尔塔的灌溉制度给她提供了成功的集体行动案例，而土耳其渔场、加利福尼亚地下水流域以及新斯科舍近海渔场等则提供了失败的集体行动案例。基于对上千个公共池塘资源使用的案例的分析研究，奥斯特罗姆完成了从行为世界观察到理论世界修正工作。她从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总结出了自主治理理论，认为集体行动的结局并不是那么冷酷，相反人们可以自主选择和制定符合实际条件的制度安排。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重心应该放在设计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去解释成功的集体行动的一般原则和环境变量。
基于对集体行动的逻辑研究，奥尔森从理论建模到实践验证，得出了大集团副产品理论和国家兴衰的秘密，而奥斯特罗姆从实践研究到理论反思，走出了公共事务治理的困境提出了利维坦和私有化之外的自主治理方案。奥斯特罗姆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并没有否认奥尔森研究的合理性，这两者之间有互补性和衔接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更适用规模较大、成员之间缺乏有效沟通的以提供纯公共产品为目标的集体，奥斯特罗姆的集体行动理论适合小规模、长期存在的以提供和占用准公共产品为目标的集体，两代集体行动的理论具有很强的政策启示意义，前者为国家干预介入集体选择过程提供了依据，而后者为国家和政府有限干预集体行动，保证集体自主权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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