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在短时间内，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很难获得成功，经济发展模式仍然使用传统模式即“两头在外”加工贸易模式，同时避免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的干扰，需要立足于现有贸易条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其出口成本维持在富于竞争性的水平上。因此需要有效控制其投入成本，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为成本的控制增加了难度。
二、人民币升值影响中国贸易结构竞争力的微观分析
对于贸易国际竞争力而言，其影响因素较多，也较为复杂，不仅涉及中观和宏观因素，最重要是关联到微观因素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来说，企业是对外贸易的主体，直接面临成本上升、优惠消减、海外保护主义的压力，出口贸易竞争潜力的发挥，最终落在企业的竞争力上。
通过诸如广交会的一些反响情况，可以看出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企业开始逐渐能够适应汇率波动，即使出现了微小的汇率波动也不会影响经营者对市场策略进行调整[4]。在中国制造业当中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币的轻微汇率波动属于正常现象，不一定要将这种变动视为一种可能削弱出口竞争力的情形[3]。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调整止步于心态的调整，对于产业或行业等级的提高没有起到特别明显的作用，中国企业仍然普遍缺乏的战略眼光。
作为对外贸易的另一主体，对人民币币值的涨幅，国外消费者及商家未必可以完全消化，在理性市场上他们选择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在不同时间范围内，汇率变动会对一国出口贸易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从短期角度来看，主要通过提升出口商品价格竞争能力完成汇率变动，从长期角度来看，贸易效果则体现在以潜在比较优势的显化基础上。如果不能防范出口产品的替代，其他制造业大国随时都可能填补中国留下的空白。
投资方面，从现实的角度看，FDI 推动型模式成为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的主导模式，不过外资流入不稳定，外商直接投资不合理，主要集中在传统的部门。即使近年加工贸易的产品结构已从早期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升级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方式仍是加工组装，出口的扩大需要依赖进口零件和大型生产设备，其质量和附加值都还缺乏优势。
三、结论
从2005年实行汇率改革以来，在对外贸易的实际发展当中，我国对外贸易趋势呈现为出口增速减慢、进口增速加快。结合J曲线效应（Wilson，2001），即存在货币合同效应或进出口需求弹性不足够大的情况下，汇率传导存在滞后性，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贸易收支才会逐渐恶化。汇率升值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其对我国外贸应有的影响作用，这与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保持一致。
考虑到Marshall-Lerner条件在中国成立与否，有文献重新对ML条件进行了检验[2]，运用不完全替代模型下协整向量自回归分析法，以1994-2003年为时间段，实证检验了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加权实际汇率与我国进出口之间的关系。事实证明，我国进出口明显会受到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也就是说ML条件成立；J曲线效应确实存在。因此得到结论：短期人民币相当幅度的升值会减弱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减少经常项目顺差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