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贸低潮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经贸规则的反思，也开启了规则重构的热潮。发达经济体主导多边自由贸易区协定，试图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和贸易主张转化为通行标准，通过“新加坡议题”主导国际贸易体系话语权，给新兴市场国家设置准入门槛。WTO框架面临被架空的危险，我国外贸面临外部压力和制度约束。目前．我国已与20个国家（地区）签署14个自贸协定。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新规则和我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区域贸易协定之间形成一定的利益冲突，进而传导为国际外贸环境中供需结构的导向性竞争。

（二）外贸供给侧的问题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等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甚至“供不应求”。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上升。2009年以后，我国同时步入“刘易斯拐点”和“老龄化通道”，工业部门无法如以往获得从农业部门转移的充分劳动力补充，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每年净减少数百万人，相应的用工成本特别是工资负担明显上升，近年的民工荒、招工难就是明证。其次是资源和环境成本约束。对资源的不节制耗用、环境容量的严重透支，直接导致对外贸易的不可持续。城镇工业用地价格高企，工业用电价格上涨，自然资源乱开滥采、挥霍耗用、比价扭曲等现象严重，废水、粉尘、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排放指标接近极限，引发水体、大气、土壤等严重的环境问题。在此条件下，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产业模式无法继续。近年以来，大量代工类加工贸易企业倒闭关门或者转移到东南亚国家，FDI投资减少，反映了问题的严峻性。

在当前复杂形势下，曾经促进我国外贸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包括货币金融政策、财政税收政策、贸易刺激政策、通关便利政策也难以维持1日态，或者边际效应减弱，或者调控效果不佳，需要重新调整评估。比如由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考虑，以及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稳定功能和扩大跨境贸易结算的需要，人民币不具备持续贬值的基础；普遍性的出口退税鼓励政策可能延续产业中的无效产能、过剩产能，拖慢转型升级；大量建设各种物流仓储型的保税区，助长反复出入区的“一日游贸易”，造成外贸数据中很多无效成分；定点通关模式下的货物流非常集中，对通关便利、流程简化、成本集约的需求很大。

（三）外贸平衡度的问题

在我国外贸增速下行的同时，贸易失衡仍然比较突出。2016年，我国贸易顺差3. 35万亿元。进出口不平衡又通过一系列条件作用，引发更多的共鸣性失衡，使我国总体贸易结构更加不合理。首先是服务贸易失衡。与货物贸易情况相反，我国服务贸易总量上升却长期保持逆差。究其原因，在于我国服务贸易集中于建筑、旅游、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部门，而在新兴服务部门的供给质量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其次是贸易定价的失衡。目前，国际大宗商品有很强的金融和期货属性，国际定价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由美英的老牌商品期货交易所主导。我国虽然在部分农产品、大宗资源的期货定价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和掌握定价权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基本上只能接受既定价格。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外贸新常态的原因可归纳为：1．需求规模、供给规模“双弱化”，决定了我国外贸进出口数量的下行；2．需求环境、供给环境“双调整”，决定了我国外贸整体环境的不确定性；3．供需匹配度不高，决定了我国外贸还处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总的来说，我国“低端供给一国外需求”外贸结构已经受到内外风险因素的巨大冲击，负面效应已经发生，增长预期减弱。因此，寄希望于市场自我纠错是不行的，这种结构必须改变了。改变结构只有一种方法——改革。当前，我国需要的正是这么一种“破坏一重构”式的主动改革。无论是着眼于贸易出口角度，将我国视为外贸供给方，还是着眼于制度角度，将改革视为一种供给制度的创新，我国在外贸领域推行的全面改革，都可以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我国对外贸易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近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包括外贸在内的全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部署，我国“十三五”规划围绕“开放发展理念”对于外贸领域的改革也作出指引。针对外贸供需结构现状，有如下实施路径：

（一）推进“一带一路”和自贸区( FTA)战略，厚植国际经济合作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