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教育成本、社会保障成本、住房保障成本，还有一部分成本来自于农民工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农民工原来习惯于农村几乎于零成本的生活，要重新适应大城市“高消费”的生活成本。

三、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各主体成本分担

农民工市民化以后，农民工享受到与流入地市民均等的公共服务，改善了自身的福利，包括教育、医疗、生活环境等等，因此，农民工也应作为社会成本的分担主体。为了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各个成本，必须要寻找利益相关者化解教育成本、社会保障成本、住房保障成本和个人生活成本。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成本承担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以及农民工个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因遵循公平、高效、适度、可持续的基本原则进行。

（一）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是城乡二元分割户籍制度最初的缔造者，这一制度造就了农工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造就了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费均等化，形成了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沉淀了巨额的农民工成本。因此，中央政府应承担流入地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和中央层面社会保障的统筹协调。

（二）地方政府

该地方政府主要是农民工流入地的地方政府，它是农民工市民化所享有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农民工人口红利最直接的受益者，但也是农民工市民化风险和压力的最直接的承担者。地方政府所要负担的成本主要体现在农民工子女接收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体育、环境治理、公共卫生等各种显性和隐性成本。

（三）农民工所在企业

企业有义务将这部分不合理的“获利”返还给农民，并在法律框架内体现“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企业也有责任帮助他们提升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

（四）农民工

农民工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和承担者。作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应把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等“历史欠账”偿还给农民工；同时，农民工作为受益者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社会保障个人部分和城市租住住房的支出等等。

从以上的个体分担我们发现，有些成本很难具体划分到每一个承担个体身上，单一的承担主体完全承担某项成本力不从心，是否应将某些成本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间分配承担更有利于化解巨额成本难题。

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各主体成本协同分担

（一）政府与市场协同分担

农民工市民化包括新增城镇人口需要支出的基础设施、文教体卫设施等公共设施的投资，以及各种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支出。这些成本并不能理解为都是由农民工本人承担，而是应该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在一定比例下来分担，既要避免夸大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规模，也要避免向企业、个人甩包袱的倾向。

（二）中央与地方协同分担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福利保障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庞大的公共财政支出。该项庞大的公共财政支出，一方面根据公共支出的外溢化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摊责任；另一方面根据农民工群体跨地区性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担。除此之外，还应建立健全与居民证人口数量挂钩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考虑农民工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需求覆盖，以专项补助资金形式加大农民工市民化的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