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司法制度欠缺

之前，环境污染案件由环保公益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时，往往由于“谁有权提起公益诉讼”，诉讼主体无法确定，使案件还没有立案就被法院拒之门外，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使环境公益诉讼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虽然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要求法院对民事起诉案件必须做出受理与不受理裁定，但由于未明确行为后果，法院通常对于符合立案受理条件的环境污染民事诉讼案件不予回复，起诉人无法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司法制度不健全，使本来就权利意识薄弱的农民，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面对环境权利侵害却难以受到保护的农民，很难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严重的甚至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危害到社会。

（五）环保监督制度不完善

一是监管机构设置不健全。农村环境监管体系最低设置到县一级，并且很多是有名无实，如此监管机构设置，使乡镇以及偏远山区的环境监管置于空地，而有的企业就钻此机会将污染企业设置到这里，躲避监管，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2015年甘肃省武威市沙漠排污事件就是鲜明的例证。二是环保监督的主体单一。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监督管理各地的环境状况，这里将环境监管的主体定义为了人民政府，忽略了广大人民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政党监督等多种监督方式。三是缺乏合理的监督体制。无论是什么监督都应该建立起一套可遵循的规矩让人有迹可寻，但是农村环境监管很显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制，容易让监督流于形式。

三、精准扶贫视域下甘肃省农村环境保护法治扶贫的构建

环保法治是农村环境发展的基础保障，农村环保法治贫瘠，在精准扶贫视域下对其进行分析识别，找到问题所在，针对问题依据实际情况提出可行性建议，查缺补漏，完善不足之处、建构空白之处是对农村环保法治最好的“扶贫”。

（一）完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完善我国农村环境保护立法是环保法治的基层建设，也是最重要的建设。一是进行专项立法。农村环境具有多样性：环境污染不仅包括农民生产、生活的污染，还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污染程度、污染情形不尽相同；区域性：由于地方发展的差异，对农村的界定也不一样，例如南方城市、西北地区、西部地区对农村的定义截然不同，国家制定的法律笼统的规定农村环境治理，面对不同定义的农村难以具体实施。进行专项立法，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农村的环境特点，自然生态环境根据实际情况立法。二是以法律形式确定农民环境权利。农村环境保护意识薄弱，但并不代表其没有环境权利意识，而提高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首先应该以法律形式来保护农民的环境权利，明确区分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让农民在履行义务的同时感受权利的存在，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法可依。三是明确乡规民约的法律效果。我国一直以来只规定了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和乡规民约的法律效果，但对于其他地方的习惯法和乡规民约没有明确规定其法律效果，不同地域既然已经延续下来的习惯法和乡规民约就有其存在的价值，而在乡土中国，乡规民约相比强行法具有温和性、灵活性和可接受性，以法律形式确定乡规民约的法律效果或者在立法时结合当地的乡规民约，更容易让群众接受认可。四是增强立法民主性。法律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决定着法律质量的高低和可行性，我国《立法法》第四条也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遵循社会主义民主和公开的原则，保障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因此通过网络、媒体，大众宣传等多种方式让公众参与，确保农村环保立法质量和可行性，提高环保法律效率。

（二）强化农村环境保护执法制度

一是健全农村环境执法机构设置，建立乡镇一级的环保执法机构，有利于农村环境保护效率的提高。而环保机构的设立往往涉及到人员、资金、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在建立乡镇一级的环保机构时加强农村环保资金的投入，以使环保工作顺利地进行。二是环境执法分工不明确是环境问题难以及时解决的原因之一，因此对各环保部门的环境保护职责明确分工，明晰权力的范围，各部门各司其职，避免权力落空。三是健全环境执法的程序。程序是结果透明、公正、使人信服的保障，健全环境执法程序，一切依法办事，提高政府执法公信力，让违法者信法、守法。四是完善环境执法手段。在政府的行政行为中多以行政指导的方式鼓励人们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改变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强政府和公众间的互动，提高政府环境执法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