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的专科学校是和私营企业联系最为密切的单位。两者的密切结合最终会为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目前还不得而知。表面上看来，私营企业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而私立学校追求的也是经济利益，两者结合是将社会资本与优质的人力资源做了深度的融合。但是，就这种结合我们就枉论这是社会教育的主要目的，还为时尚早。社会资本与优质的人力资源结合只是一种现象，由于这种新的结合而产生的新资源将投向哪里？这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众所周知，我们的教育主要为国家提供的人力资源主要流入三个方向：一、为国家的官僚机构填充后备力量；二、为国家的暴力机关提供人才保障；三、接纳国家的意志，传播国家的意识形态。而高职教育是高校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本结合最为密切的一个教育类别，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种种迹象表明，高职院校为国家提供的人力资源主要流向是接纳国家意志，传播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反高职院校的人力资源很少流向国家官僚机构和国家暴力机关。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的主要流向是企业，换而言之，高职院校担负的社会责任更多，是一种“社会的教育”。校友的去向不一样，当然校友资源也有相应的差别。但是，高职院校开设的时间都不长，有许多还是从以前中职升格而来，校友也多处于厚积薄发之中。高职院校不可能通过校友获得多少社会资源，高职院校维持日常教学，升级教学条件，扩大教学规模主要靠的是国家的财政拨款。当高职院校在国家官僚机关没有强大的校友资源时，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得以大幅度的提升，主要是基于高等职业教育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显性贡献。本科层次的民办院校开设的专业以艺术类为主，收费高昂，以学费养校，目前专科层次的民办高校极少，公立的高职院校，学费收取，生均拨款都受到了国家机关的严格控制。除却地域的差别，实际上高职院校在实训条件、课题申报等众多领域都需要国家机关的支持，特别是上一级教育主管机关的支持。那么谁来为高职院校去争取这些优质的国家资源？答案只能是高职院校的党政机关负责人。没有校友资源，目前高职院校的教师队伍还处在发展壮大中，都没有可能去向外争取更多的资源，为学校争取资源的重任落在了和国家机关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高职党政机关官员身上。通过学校党政机关的呼请和公关，高职院校方可获得更多的资源，促进学校的进一步发展。

　　正是因为相比于本科院校所处的尴尬地位：对国家机关的回馈并不多，但是对国家机关的需求只增不减，对社会的贡献在持续增加，但是得到的回报还相当脆弱。所以，假如目前在不断呼吁的高校去行政化要实施的话，有可能在本科院校实行，因为那里的教授和老师通过专精的专业知识已经在学界和社会上树立起了自己和学校的权威，他们对内可以服众，对外可以通过庞大的校友网络获得国家的支持。但是，就目前而言，在高职院校实施去行政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原因在于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在技术领域和行业的地位有待提高，通过教授治校，对内尚不能服众，对外没有权威，没有办法获得资源。但是，基于高职的办学目的和办学性质，假如在未来的一天高职真正实施教授治校，那么在未来这批新的高职领导者由于和国家机关的天然联系不密切，同时由于职业院校和企业的深度融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高职院校将会张开手臂欢迎社会资本的大幅度投资，高职院校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将慢慢的和国家拉开距离。问题在于，目前中国大陆将近3000所高校，将近三分之一是高职，这种本科与高职的比值将保持一种稳定状态，国家会放手让这股规模和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力量壮大吗？姑且不论高职自身要生存必定会排斥去行政化，单单就目前中国高职党建的加强趋势而言，高职思政课的改革而言，我们暂时还看不到国家对高职教育资源放手的趋势，因为放手就意味着国家把高职完全推向了社会，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社会变革，这么多年以来，社会一直不过是国家的附属品。若上千所高职与成千上万的私营企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那又应该是怎样的场景？

三、社会力量对投身高职教育的犹豫

　　目前，社会力量已经掌握了中国大陆50%以上的总财富，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社会财富又掌握在私营企业主手中。我们在想见高等职业院校将持续扩张的同时，也要注意由高等职业教育衍生出来的一些趋势，比如由私营企业赞助或成立的培训机构，华为培训学校，海南航空的培训学校，有的本身就是以教育培训为主业的，比如新东方集团。目前在中国大陆，国家鼓励民间资本进军高等教育行业，但我们发现，目前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是以中小社会资本持有者为主，相反拥有巨额社会资本的企业主没有多少举办高等教育的意愿，至于和社会经济密切关联的高等职业教育更是少有人问津。相比美国，比比皆是的私立大学和社区大学，目前在中国大陆社会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意愿之低让人深思，难道是富豪们没有意愿回馈社会，那么像浙江大学等高校接受到校友的巨额捐款又如何解释，庞大的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国内若干顶尖科研型院校倾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假如这些顶尖的公办科研院校在国家和社会的博弈中，倒向国家一边，那么这样的捐款有会拥有什么样的意义。假如中国的私营企业没有意愿自办高等教育，自己创办职业院校，那么，目前国家在职业院校中着力推行的强化校企合作又将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假如说置身中国传统的官本位社会环境中，当下的中国私营企业时刻要面对工商税务等国家机关的威严的面相，那么和公立学校为代表的国家机构的合作，则可以看到难得的理性的温和的国家面相。其实当下中国大陆社会已经通过自身的经济增长逐渐摆脱了国家的羁绊，但是国家对于社会来说还是陌生的，私营企业作为当下中国大陆社会力量的代表，虽然聚集了经济力量，但是在它们的成长过程中时常受到国家的压力，所以在面对国家的时候更多的是屈从和献媚，即便有了力量，在看到国家的妥协退让以后，所采取的策略也不是转守为攻，而是力求解读一个更多面的国家。在校园里理性温和的国家面相，或多或少埋藏着人类理智与理性的因子，这与私营企业理性的经济主义有相通的地方。企业在和慈眉善目的国家的合作中，看到国家所培养的产品，所拿捏的“亚当”“夏娃”走进自己的怀抱，那么一种由衷的欣慰之情将会油然而生，因为他们已经和曾经俯视的对象平起平坐，携手合作。但，假如这些企业主们要是不和公办职业院校合作，而是自起炉灶，那么这个过程和创办另外一个企业是没有两样的，他们还是不得不面对面相严厉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