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国家；社会；高职教育；博弈

一、处在社会和国家分离中的高等教育

今天的中国，国家正在进一步和社会分离。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呈现愈来愈明显的商业社会特征，商品经济发达，金钱交易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曾经一度处在激烈的无序竞争中；另一方面，法律更加完善，国家的机构更加精干，暴力机器变得更加精悍和专业，国家以其强大的意志力牢牢地掌控和引领中国社会前进方向。而处在国家和社会进一步分离当中的中国教育则日益担负着服务社会和国家的双重压力。当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人被送入学校接受教育，我们的教育目标是极其明确的：未来的社会化生活的一员，或者未来体现国家意志的一份子，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若我们对教育的功能进行一个梳理，或许我们更容易看到学校通过学生释放出的教育能量的去向。

　　学校教育为受教育者提供了三大块的服务:文化基础训练、专业技术技能训练以及价值观念的输入引导。其中价值观念部分又分为：伦理道德观念的生成，正确的政治抉择。文化基础训练和价值观念的学习和练习源于人的幼儿阶段，而技术技能训练在前期是以科学理论基础为准，后期在高等教育阶段才正式为实际应用做准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初期，当时浓郁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氛围包裹了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当时学校，特别是高等学府，把文化基础训练、专业技术技能训练放在了首要位置，由于当时实施的是国家配给经济，社会力量弱小，国家和社会是一体的，所以在教育领域的国家责任没有得到特别的重视。1978年中国大陆恢复了高考，意味着高等教育恢复了常态，教育重新肩负起了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在拨乱反正的政治氛围下，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从极端的政治化下解放出来，高等教育成为当时的精英聚集地，是社会的各个领域及国家机关未来的执牛耳者的殿堂。从建国伊始到1989年这40年中，社会和国家一直存在着博弈，无论是前期的大国家（政府）小社会，还是后来的国家（政府）向社会的妥协，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都没有找好自己的定位，本质上它也不可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因为它本质上是国家的附属品。虽然后来出现挫折，但是国家发现自己还是必须向社会妥协，否则国家将不复存在，于是乎有了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在这以后国家改变了和社会博弈的策略和方式，这种策略和方式的改变在高等教育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思想政治课走进了高等学校的课堂，高校实行校长和党委书记双重负责制，加强高等学校的党委建设。在新时期，党课（思政课）和党建成为了体现教育的国家责任的抓手。

　　在公元2000年左右，中国的高等教育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高等职业教育兴起。这是高等教育本身对社会潮流所做出的回应，也是高等教育为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所做出的重大调整。时至今日，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职业教育在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上，已经和本科层次的学校平分秋色。

二、国退民进中的高职教育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一直存在着国家和社会的博弈，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频频成为牺牲品，当历史迈入21世纪，我们看到了在高等教育领域国家对社会做出的重大退让，国家在回应社会经济发展呼声后，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兴起。同时，因为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教育，促进了教育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的紧密结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的一种新形态，国家通过在高职开设思政课，加强高职的党建，这些原有的举措恐怕已经不能满足国家的意志。高等职业教育和社会经济资源的紧密联系，已经造成了一种社会力量的膨胀。国家会如何应对？

　　当然，或许我们言之过早。因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论，我们的高职教育在校企合作领域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社会经济力量，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社会经济力量，在与高职的合作中，未来可能施加两种影响：一、企业通过学生这种媒介会将自己的企业文化带到学校中，并且有可能在校园中植入蔓延开来，这必定是一种自由化的思潮，无疑会侵蚀现有的思想阵地；二、目前由企业和学校共同出资组成混合所有制学校的呼声甚嚣尘上，假如有谁第一个吃螃蟹，那么其它高职院校将竞相效仿，甚至会对本科院校产生影响，在目前国家鼓励民营资本办学的政策下，会不会出现一波学校公私合营化的浪潮尚难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