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合作开发。
　　
　　为了更好的实施技术引进工作，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从80 年代初开始，我国就广泛的开展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其中以技术交流和技术学习、科技合作为重。合作技术开发是带来技术升级的有效手段之一，在进行技术学习和技术交流的时候，我国企业多数以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为主，因此，合作开发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模仿生产的成份。
　　
　　4. 技术融合的综合研究。
　　
　　我国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也有着体制改革的显像特质。从基本国情来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当时企业生产缺少市场竞争的推动，企业的任务就是生产出国家计划内的产品，而技术研发则主要是在各大研究院所进行，企业内并没有技术研发的要求，也没进行技术研发的能力；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资本的不断注入，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进入中国市场，这带来了激烈的产品和技术竞争，也使企业不断加强对外部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借鉴。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技术上和发达国家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技术的不对称促使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于发达国家主要依靠自主研发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来说，引进先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进而再创新无疑是一条有效地途径，这可以避免原始创新所存在的风险。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快自身发展的。二战后，韩国、日本等国家地区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先进的外部技术进而进行改良型渐进创新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了世界技术领先国。据美国科学基金会1976年的调查，1953- 1973 年的21 年时间里，全世界共出现500 项主要技术创新，其中90%左右属于改良型渐进技术创新， 可见，改良型创新的绩效丝毫不亚于原始性创新，而从引进先进技术出发的改良型创新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
　　
　　技术引进是一种途径，关键是要看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情况，如果仅仅是引进和使用，那么必定会对外部技术存在很大的依赖性，技术引进的主体仍然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目前，中国企业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有2000 多家，仅占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三，中国99%的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拥有商标的企业仅占40%。很多企业“有制造没创造，没有知识产权”。我国企业目前对外技术依赖度高达50%以上，技术引进为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多数行业的核心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引进，如光纤制造装备100％依靠进口、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的80％以上都依靠进口，设备投资60%以上依靠进口，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只有39%左右，在这样的条件下，自主创新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将不太理想，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国外技术的引进与模仿仍将是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这说明，虽然我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引进了各项先进技术，但是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分析能力尚显较弱，二次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以至于难以从根本上掌握先进技术，形成自主发展的技术成份。如2006年我国技术引进经费支出达到320.43 亿元，而用于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只有81.86 亿元，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不强，引进技术与产品的仿制，未能较快地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仍在继续，技术后发优势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三、中国企业技术融合的路径依赖。
　　
　　经济的演化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这种路径依赖性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变迁和制度演进上，从而使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路径依赖的存在会有利于现有技术经济制度发展，而不利于其他技术经济模式的产生和壮大，从而使得强者越强，弱者恒弱[4]。
　　
　　1. 路径依赖的理论研究。
　　
　　路径依赖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 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 年提出，之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在诺斯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中，主要指出了三点：第一，制度同技术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会使制度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沿着良性循环轨道得以迅速优化，或者顺着原来的错误继续下滑，弄得不好，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一旦被锁定，要脱身而出就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变化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第二，制度变迁除了受报酬递增机制的影响外，还受市场中交易因素的的影响，如果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制度就会变得不重要。第三，制度变迁比技术演进更为复杂，政策行为者具有不同的主观主义模型，这是各种制度模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5]。
　　
　　“路径依赖”源于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又通过制度的规模效应、示范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来表现[6]。具体来说，规模效应指的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当制度主体改变现有制度形式而采用另一种新的制度形式的时候，由于惯性力量的存在，会使新制度的实施受到一定的阻碍，实施规模也会由此受到限制，这便会带来新制度实施成本的提高，但是随着新制度的实施和范围的扩大，其原始成本投入会随着相关制度实施情况所能够带来的规模扩大而有所下降，这种情况类似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下降的情况。示范效应指的是新制度实施所带来的效益会带来人们的行为追赶和效仿学习，从而使越来越多的行为主体采用该制度，加速新制度的实施和扩散，这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方式，但是越多的群体采用某项制度，该项制度今后的改变和转型就越困难。协调效应指的是制度及与其配套的相关规则的协调关系，即制度主体之间为了既定的利益而相互配合的活动，这就带来了一种现象———对既定制度补充和协调的配套措施的实施会引起利益连带效应，这就像一个链条，其中任何一环发生断裂势必会引起整个链条的松散。在制度变迁中，当与既定制度相配套的相关规则建立起来之后，任何改变既定制度的行为都会对整个制度链条产生危机，不仅对制度利益主体，而且对配套制度的相关利益者都会产生影响。适应性预期指的是实施制度的主体者对已经产生效益的制度及其配套体系的心理预期会随着效益的增加而增强，并且会随着该种制度体系的实施而继续对未来的利益进行预期，这种预期一旦建立便会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对新制度会产生潜在的抵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