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单位住房政策变迁为线索，聚焦单位社区较为集中的L市某一工业区在市场化改革以来，其单位社区变迁所呈现的社区分层现象。从国家、企业及市场的权利关系分析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指出在计划经济下未分层的单位社区在新形势下以强弱两种形式继续延续，出现了单位社区分层的新现象，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为新形势下城市社区建设提出了新挑战和新问题。
[关键词]单位社区；单位社区分层；国家；企业；市场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4）02-0065-05
一、问题的提出
从整个城市空间格局上看，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城市社会的空间结构基本上是由未产生分异的单位社区组成的，尽管这些社区的规模、位置等各不相同。“单位社区”不仅构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地域单元，而且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的基本功能单元和管理单元。从某种程度上说，单位社区可以成为考察我国计划经济高度计划性的一面镜子。
单位社区的高度计划性不仅体现在经济生产上，还体现在与职工生活密切相关的住房上。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住房的国家福利供给模式决定了单位社区的相似性。但市场化改革以来，由于国家退出住房福利供给，有学者就提出“（发展型）国家退出住房福利供给：多样化的市场主体取而代之，短缺随之结束，此后体制转轨，单位社会终结，社区细胞重组，住房空间消费由‘福利’时代转入‘能力’时代”。[1]也就说，市场经济体制结束了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住房福利，走向市场化的住房消费。但现实情况究竟如何，单位社区真的终结了吗？
二、单位社区分层的相关研究及本研究的立足点
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居住空间的分层多从城市空间分异的角度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城市空间的形态描述、社会区聚类、跨时段对比、机制分析等多个方面。[2]周春山等学者采用五普数据，利用因子生态法对广州的居住空间结构进行划分，认为城市发展历程、城市规划、旧城改造、住房制度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是形成新的圈层结构的原因。[3]总之这些研究都以城市为分析单元，用大量统计数据与宏观分析表明，由于住房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层正不断走向复杂化这一现实。
当然也有直接对单位社区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变化情况予以研究的，如柴彦威等从过滤视角和单位社区杂化的角度考察中国城市单位社区变迁[4]；刘平、王汉生等将变动着的单位社区作为考察对象，如研究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王美琴等研究了某一单位社区的底层化现象。[5]
以上研究不论从城市空间分异的角度，还是单位社区变迁的角度，都有触及社会分化的主题，但却鲜有对单位社区在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所出现的分层现象进行研究。本文将社会分化的研究落在市场化改革以来单位社区分层这一现象上，不过单位社区分层的讨论也仅限于单位社区居民住房条件及社区硬件环境等层面。
单位社区分层这种现象是企业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还是政府区别干预的结果？换句话说，是由体制内社会机制还是体制外的社会机制，亦或是这两种社会机制共同推动的结果？本文将从国家、企业、市场三者关系入手探讨这一现象，思考并回应新时期单位社区在市场和体制的双重作用下是否真的在衰落和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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