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建立生态产业布局规划制度，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建立生态产业布局规划制度，就是要加快实施生态城市主体功能区战略，严格按照生态城市主体功能定位布局，构建农业发展、生态安全、生态城镇格局。研究发现，影响城镇生态环境的重要原因是产业碳排放、城市污水排放及城市垃圾。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在最初规划时距离城区太近的许多工业园区，已逐渐成为城中园和城镇的污染源。
因此，建立生态产业布局制度，第一，应编制科学的产业布局规划，建设安全、环保的工业区；第二，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快速增长，从而导致空气污染，影响气候变化问题，因而，我国产业政策应当加大环境监控力度，严控高排放、耗能高行业的过快增长，加大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鼓励发展低碳产业，要切断工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联系，通过低碳经济和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以较少的能耗和碳排放，换来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三，鼓励、支持和发展循环经济技术，打破行政垄断，推行市场化垃圾处理技术研究及资助的产业政策。第四，根据不同的功能区，规划建设污水处理厂，建立生产部门进行污水处理后的二次污水处理制度，并规定污水处理厂处理的二次水必须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禁止直接向水体排污；同时，这也为排污交易制度的建立，城市水生态循环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3. 建立生态城市生态循环经济制度，提高城市环境自然净化及循环能力。城乡绿化植被、水环境的自然净化及循环能力主要取决于天然土壤与地表水及空气中水接触和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建立生态城市生态循环经济，首先，建立回收利用的城市“城市矿产”鼓励、支持和资助的产业制度，构建制度的循环生态经济产业制度，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其次，建立生态地表和绿化等自然城市环境生态制度，提高城市环境自然净化及循环能力。其中，建立生态城市地表建设制度就包括减少不透路面和保持与城市规模相匹配的绿化率。第一，一方面，加大科研究投入，开发透水路面新建材；另一方面，通过制度规定尽量减小不透路面面积，禁止修建绝对不透表面的城市河道、沟渠；从而扩大，地表水与土壤的接触面积。第二，建立城镇绿色均衡评价机制的绿化考核管理制度；因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环境利益，以“土地整治”、“经营城市”等借口改变原规划，将林草地资源规划改为建筑区域，导致绿化率与城市规模环境需求不匹配，城镇居民实际享有的绿化环境在逐渐萎缩，从而造成了城市水环境自然净化及循环能力降低。
二、 制度生态产业结构调整制度
制度生态产业制度是市场出清条件下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博弈的均衡解，就一种理想的“集体与个体利益博弈”的理想状态。但是，社会实践中，市场失灵是市场固有的本性，一旦失灵就需要尽管不是唯一但相对最优的代表即政府来“矫正”。这种“矫正”的本质是使市场的外部性内部化，但是，作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天然代表政府及其行为的具体实施者官员都具有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二重性，并且缺乏生态制度限制政府及其官员的私利，因而，在市场失灵矫正实践中，不但不能矫正，反而加剧了这种负外部性。这种利用制度给予的“矫正”外部性的权力而加重“外部性”的现象就是制度的非生态化。在目前我国传统城镇化实践中，为了上级机关及其领导考核的政绩及“形象工程”需要，不考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区域经济地理位置等因素，导致了随领导人变化而变化非生态化产业政策制度。这种非生态化产业制度所导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为加速区域的GDP而，重复建设；引入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从而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产业结构失调。第二，城镇化进程中，地方土地财政及投融资制度不健全、投资者的炒作，房地产支柱产业及商品房为最佳投资商品等错误理念，加剧了“房地产投机性”及该行业的泡沫，从而成为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民间借贷危机的风险源之一。第三，城镇化过程中，为加速地方经济发展，政府及其官员利用政府信用推波助澜加剧了地方产业的非生态化及民间金融风险。因此，建立制度生态产业结构调整制度，首先，应当完善规划及产业政策的自然生态产业制度，建立生态的政绩考核制度。其次，回归“去投机性”的房地产基础产业性质定位。最后，建立生态的政府引导性区域民间投融资产业制度。
1. 建立生态的政绩考核制度。上级领导和组织起决定作用的现行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考核制度而往往缺乏群众公认，这必然导致其行为只关注上级领导和组织的满意度；而由于各级政府及其主要领导都有任期限制，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只注重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而忽视人民的真正利益。因此，建立生态的政绩观和考核机制，第一，根据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明晰政府角色及权责，要求法律制度拟制的角色都应当各尽其责，各享其权；第二，构建生态的考核机制。具体来说，一是构建显绩与潜绩相结合的生态政绩考评制度；二是建立地方所有权及现代产权制度，对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或直接重大项目责任人员实行离任审计制度。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要求的：纠正以单纯经济增长速度为基调的政绩评定偏向，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加大生态效益、资源消耗、产能过剩、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加快建立统一的国家经济核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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