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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可以说，幸福是人的主观心理感受，主观的东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幸福体验又不是纯感性的主观感受，还包含理性的价值判断。故对幸福的研究重点，不应集中在研究如何度量幸福，而应是以幸福理念为指引，尝试规范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二、财政视域下宏观国民幸福诠释
　　虽然如此，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印象还是引发了对“幸不幸福”这一问题的讨论，并随幸福指数化趋于数字建构。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经济增长极大地改变了国民生活状态，物质供给由短缺变为过剩、生活方式由单一变为多样、精神状态由封闭走向开放、国力由羸弱走向强盛，正如李侃如所描述的：“中国已经开发出了把自己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巨大能量，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它可能成为在国际地位上仅次于美国的国家。这将象征性地代表着这个国家将要完成的完整循环：从清代的顶峰，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磨难，回到拥有近乎独一无二的权力和地位的位置上，”[14]（p.339）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幸福的转变。但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创造奇迹的同时，各种问题却又激增凸显：公民社会的培育、民主制度的创建、公共品无差别供给、收入分配公平、住房体系建设、食品安全、自然环境保护等，都成了不幸福的根源，并在各种媒体的报道下被放大。这就是当前中国的双重印象：国民既幸福又不幸福。可实际上，“幸不幸福”的提法本就是一个误区：第一，幸福指数化趋向下对幸福的数字界定虽有利于该问题的回答，但指数化趋向的弊端无法避免；第二，经济基础的变化自然会引起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转变，而经济在短期内的快速增长只会使转变显得矛盾丛生；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幸不幸福对微观个体而言，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心理感觉，即使各种幸福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不变，个体对幸福的理解也会因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而发生变化，至于个体间幸福的可比性更是无从谈起。比较而言，幸不幸福更适合于从宏观层面来谈，毕竟，与幸福有关的主体要素在宏观层面上是一致的，不会随个体心理差异而变化。故刘军强等得出如下结论：过去10年经济和社会指标的改善已经在国民幸福感受中得到体现，普通人的生活比媒体透视出来的状况要幸福[15]。
　　可以说，幸不幸福，集中反映在政府行为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上。国家是国民的集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并不是部分国民的幸福或是单一的财富增加，而是全民幸福。在提升民众幸福水平方面，政府居于主导地位[9]。与之相对应的是，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在本质上也是追求幸福的。
　　（一）财政追求宏观国民幸福的运行机理
　　第一，财政的公共性。
　　财政行为从其起源起，就有浓郁的公共幸福色彩。从祭祀财政到部族财政，财政收支都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在个体间相互结盟的最直接体现。即便到了国家财政时期，虽有阶级的产生和对立，但任何一个阶级都不可能离开其他阶级单独存在，恰恰相反，阶级间无意识的分工奠定了现代社会萌芽的开端，财政收支则为这种无意识分工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最终形成“每个群体因其他群体的存在而存在，每个群体因其他群体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的历史合力，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直到分工精细化的现代社会，每个个体都具备了深刻的社会属性，人已变成社会性动物，财政行为的公共性更是直指全体国民的幸福存在和共同发展，这是国泰民安的含义，也是财政行为的最终目标。
　　第二，财政的人本化。发展至现代社会后，个体的兴衰荣辱反而极端依赖于他人，造成“越是富裕的国家，在没有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普通居民单独生存的能力越差”[16]（p.3）。这也许是对幸福悖论的解释之一，但更多体现出现代富足的物质生活所带来的潜在脆弱性，即没有哪个个体可以在拥有巨大财富后独自享受所谓的“幸福”。故无论是保证个体生存的促进经济增长与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行为，还是保证个体发展的提高人力资本与维护和谐环境的财政行为，都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财政观。只有努力形成人自身生活的改善和能力的提高、人作为主体与他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改进在内的三维发展，才会行走在幸福的道路上，这是现代社会的人本内涵：大家幸福则一人有可能幸福，大家不幸福那一人的幸福又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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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宏观国民幸福的财政考量

2014-11-12 09:32　来源: 互联网作者：王庆浏览次数 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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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宏观国民幸福的财政考量 2014-11-12 09:32 来源: 互联网 作者：王庆 浏览次数 8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