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规模。从期刊上探究，对相应的关键字段检索，检索时间、检索条件、时间段等同上，结果如下（参见表4）。
数据显示，从相关研究主题如“社会舆论”、“公共舆论”等进行研究的理论成果总数在22万篇以上，数量较大。但直接对公共舆论管理进行研究的期刊类文献数量非常少，从行政管理角度分析或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更少。目前唯一的论述专著（博士研究生论文）是刘伯高的《政府公共舆论管理研究》。
总体来看，国内在公共舆论管理领域研究落后于国外，政治学研究落后于传播学和新闻学研究，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在我国，公共舆论管理是由政府、政党、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等主体共同协作进行的，相对其他主体而言，政府对公共舆论领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巨大的影响力。政府管理与公共舆论的关系本质是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是政府获得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特别是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公共舆论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越来越重要，因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也显得越来越迫切。但是，长期以来这个领域的研究责任主要由传播学和新闻学承担。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探讨公共舆论管理才能抓住公共舆论管理的本质，也才能为政府有效行使此项职能提供理论指导。从学科建设来看，公共舆论管理本来应该是重要内容，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列入研究重点，这值得学界深思。
四、结论与启示
公共舆论管理是一个新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舆论管理研究既是政治学、行政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舆论学、传播学、新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关注的重要课题。诸多研究者或是运用这些单一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学理建构，或是综合两门乃至多种学科的理论成果进行交叉性研究、边缘化分析。不可忽视的是，国内对公共舆论管理的研究有待于拓展和深入，尤其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角度加强对公共舆论管理的研究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需要，更是现实生活的需要。
由于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阶级斗争成为一段时期内党和国家生活的主题。国家对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府管理领域管制力度十分强大，公共舆论受到比较大的限制，主要是舆论控制和舆论管制，意在强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共舆论的理论探索面比较狭窄，缺乏系统化的深入探索。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政府的社会管理领域不断扩展，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公共舆论管理的现实需求也比较强烈。1994年4月开播的《焦点访谈》是我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以舆论监督为特色的栏目，朱镕基曾题词曰“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后十二个字正是点明了公共舆论管理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所应当发挥的作用。2009年被宣告为我国的“微博元年”，微博的兴起使得舆论监督的主体逐渐由媒介开始向普通百姓转移。“郭美美事件”的爆发以及网民的持续关注和大量传统媒介的跟进报道彰显了微博舆论监督的力度。2011年底，郑渊洁在微博上持续关注北京的雾霾问题，在意见领袖的作用影响之下，大量北京及周边市民开始关注我国PM2.5的监测进程，普通公众在这一过程中完善了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并积极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公共舆论管理的现实需求日益强烈。而目前国内学界缺乏对公共舆论管理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不能为公共舆论管理的创新与改进提供理论基础以及提供行之有效的工具。因此，公共舆论管理的理论探索亟待加强。我国公共舆论管理的理论研究可以拓展探索方向，促进公共舆论管理理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有重大突破。一是注重从实践和应用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目前公共舆论管理的研究成果集中于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侧重探析政府如何引导舆论。公共舆论管理的理论研究不仅要注重“要怎么样”，更要研究和反思“为什么要这样”，是否“应该这样”。二是加强对政府公共舆论管理所面临的环境变化进行探索和研究。按照系统理论，系统受它赖以存在的环境的影响，当环境发生变化时，系统内部也应该做相应的调整。因此，政府公共舆论管理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后，政府的管理方式方法也要随之变化。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给传统的公共舆论管理方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不仅国内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对这方面研究可以探索出隐藏在深层次的内在规律，更好地指导公共舆论管理实践。三是加强对我国公共舆论管理的国情研究。政府舆论管理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因而简单地移植国外经验是不行的。正确的态度是注重制度的吸纳与创新，在吸收国外有益经验基础上结合特有的国情进行观念和制度的创新。如从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视角研究如何构建和谐公共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舆论管理理论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待拓展和深入。总之，国内对公共舆论管理的研究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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