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校在校生规模的区域差异变化状况来看，随着在校生规模逐步扩大，我国各省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绝对差距持续增加，在校生规模标准差从1949年的0. 46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44. 87万人；省域间规模差异离散程度起伏较大，表现为变异系数起伏。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49年，我国高等教育基础十分薄弱，有10个省区高校建设处于空白状态（见图1），其余省份高校在校生规模也十分小，但区域间在校生规模差异巨大，上海和北京两地在校生就占全国的40%以上，高校在校生变异系数达到153. 57 010。此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全面铺开，各省高等教育也都得到了一定发展，所有省份都成立了高校（见图2），至1978年各省普通高校在校生标准差达到1. 52万人，变异系数为58. 39%。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步确立，各省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差异又开始增加（见图3），变异系数达到152%。1999年第三次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高校数量和学生规模扩张时期，各省高等教育都在不断扩建、扩招（见图4），至2010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变异系数减少为62. 29%。

为了量化省级高等教育规模差异水平变化的具体过程，本文分别引入泰尔系数( Theil index)和赫希曼一赫芬达尔指数(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泰尔系数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衡量区域经济差异、教育获得差异等方面的研究，其值越大，高等教育区域差异水平越大。赫希曼一赫芬达尔指数最初是用来衡量市场集中度的指标，该指数越大表明产业地理集中程度越高，本文使用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最大的5个省份来度量高校区域分布的差异。具体计算方法见公式(1)和(2)。其中，yi表示i省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y表示各省普通高校在校生平均规模，Y表示全国普通

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60多年来我国高校普通在校生规模的泰尔系数与赫希曼一赫芬达尔系数表现出几乎完全一致的变化趋势，即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省域相对差异经历了50年代初期的高值阶段、 “大跃进”时期差异缩小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激增阶段，目前正处于区域差异平稳缩小阶段（见图5）。

（二）主要集中在省会

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分布不仅存在省级差异，同时存在省内差异，为了度量省域内高等教育空间分布的差异，本文引入首位比和首位度系数进行分析。其中，首位比是某省教育规模最大的城市的在校生数与该省高校在校生总量的比值，该指标主要用于表征该省高校在校生在首位城市的聚集程度；首位度是指首位城市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与第二位城市的比值，该指标主要用于表征首位城市的教育地位。一般来说，首位度小于2表明空间结构正常，集中适当；大于2则有结构失衡、过度集中的趋势。受数据获取限制，本文仅对河北、山西等25个省份的省内差异进行分析。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从1990年至2010年，我国各省区首位城市的首位比普遍开始下降（见图6），平均值由1990年的58. 72%下降到2010年的55. 05%；普通高校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的局面有所改变，但是首位比仍然处于高位水平，大部分省份的省会城市承担本省50%以上的高校在校生教育任务；不同省份的首位比差别巨大，边远地区首位比高于中、东部地区。就具体分布省份来看，山东、河北、辽宁、安徽等省份的首位比较低，都不超过40010，贵州、云南、陕西、海南等地首位比较高，超过70%；大多数省份首位比保持基本稳定，一些省份首位比出现骤增骤减现象，如宁夏的首位比从1990年的41. 33%增加到2010年59.18%，而浙江的首位比则从67. 41%减少到45. 49%。

首位度反映了各省首位城市高等教育地位的强弱。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首位度分析显示，直到目前为止，我国所有省份的高等教育首位城市都是省会城市，省会城市仍然是省级行政单元高等教育中心（见图7）；虽然近20年来我国大部分省份的首位度都开始下降，均值由6. 04下降到目前的4. 85，但省域范围内高等教育集中度依然很高，存在结构严重失衡现象；首位城市在省域高等教育的地位差异很大，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在当地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其普通在校生规模远远超过其他地市而使得首位比超过10，而辽宁省的沈阳和大连在高等教育规模方面则基本处于势均力敌状态，其首位度仅为1.4。

三、高校规模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