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指组织成员间相互的一种影响力，可分为决策权力、执行权力。其中形成的权力关系是指在一定时空延续中，成员因拥有不同的影响力而形成的一种特定关系。在权力关系上，这种区别主要表现为各类参与类群在企业权力系统、特别是在决策权力系统中相对地位的不同。因此，权力的作用旨在建立与维持秩序。 
　　利益实现是指活动动机的满足。利益实现的方式包括预付成本的实现、剩余索取权的实现。在利益关系上，这种区别主要与各类参与类群的利益实现方式有关。根据权力的掌握者和利益的分配中心，企业制度可为以下不同模式：资本逻辑的企业制度，劳动逻辑的企业制度，知识逻辑的企业制度，综合逻辑的企业制度。知识经济带来了委托－代理关系的转变，促使企业制度结构从资本逻辑向知识逻辑演进。 
　　在现代企业制度的资本逻辑下，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最重要也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资本所有者在过程开始之初就拥有着选择过程运行的方向、组织过程的推进、处理过程的结果的各种权力。资本的控制权，规定着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权力关系及相对地位的确定。而作为代理人的经营者，只是利用其管理知识（或企业家才能）起到执行者和运营者的作用。 
　　在这样的资本逻辑下，经营者与员工的委托－代理关系，是通过控制和命令来实现和维持的，而且都是“垂直”的，或者说是以层级结构为标志的。 
　　在知识经济下，资本所有者（此时为风险投资家）与经营者（此时为知识拥有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知识正在逐步取代资本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作为知识拥有者的经营者在企业权力关系中地位迅速提高。作为风险投资家的资本所有者只拥有较小部分的股权，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知识拥有者的手中，资本所有者不仅要承担投资失败的高风险，而且还不能对自己的资本拥有控制权，只是获取股息的收益权。
　　 同样，作为拥有者的经营者与作为知识劳动者的员工的委托－代理关系，也逐渐转变为非强势的授权与被授权的委托－代理关系。企业管理从“以工作为本”演变为“以人为本”，正是体现了这样的转变。管理大师德鲁克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言，21世纪面临的管理难题是如何提高知识型员工的劳动生产率。 
　　可见，知识逻辑下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平行”的，或者是以合作双赢的网络结构为标志的。 
　　古典企业家是财务资本与经营才能的结合，激励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而人力资本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当作成本投入，激励主要针对当财务资本与经营才能不能合二为一时，如何使代理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期望，降低委托代理成本。财务资本所有者拥有公司的剩余索取权，经理人员凭借经营能力也能取得一定的剩余索取权。针对经理人员的激励契约是静态的、长期的，激励契约的实施必须依据一些法律上可以量化的财务指标。而在知识社会中，企业家是专业技术与经营才能的结合，财务收益最大化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是实现知识资本的最大增值，知识资本所有者在与财务资本所有者的抗衡中，往往处于上风。虽然有外来风险资本注入，但企业家一般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经营才能取得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自己经营企业，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委托代理问题不再重要。而对知识人的激励契约不能完全采用传统的财务指标，还必须考虑知识资本的规模、质量、发展、回报、生产率、稳定性等指标。新产生的价值以何种比例在提供知识的人和提供资本的人之间进行分配？对知识人的激励必须是普遍的、动态的，必须考虑到知识人的生命周期，故而同时是短期的。 
　　传统激励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威廉姆森的契约人假设之上的。这种人性假设在知识社会中适应吗？知识人是不是一有机会就败德呢？如果败德，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另外，知识人那种一有机会就试图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一特点在威廉姆森的契约人假设中没有涉及，而这对知识型企业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本逻辑下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道德风险，主要是代理人隐藏真实劳动行动的道德风险，例如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等。而解决这种道德风险，主要是以利益刺激为主的激励相容政策。知识经济背景下，随着经营规模和经营复杂性的增加，大公司越来越依赖新型执行人员：职业经理人，他们一般因为其战略才能、技术知识和组织经验而成为组织的执行人员。因此，知识逻辑下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道德风险，主要是代理人隐藏真实知识劳动的道德风险，如企业核心知识的泄露与转卖，自身知识的隐藏与怠用等。这种道德风险，比较而言，其隐藏能力更明显，破坏性也更大。而解决这种道德风险，已不能简单利用利益刺激，而是以合作双赢的效用一致性激励来解决，从企业文化入手，促进企业与员工发展的共向性，利益的共享等。 
　　由创新引起的一些新问题有着弱产权的形式及适时问题，表现为对经营管理者和企业技术骨干的人力资本的确认，即经营管理者和企业技术骨干享有参与企业经营成果，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分配，这在实践中已有许多的尝试。如国内对承认和落实经营者和企业技术骨干的人力资本产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大胆尝试，在具体的实施方式上有规范的股票期权（少数在境外上市的公司），经营者持股计划，虚拟股票分红权，动态股权等。在现代西方企业制度结构变革的实践中，企业所有者采用使经营者和企业技术骨干拥有企业的股权、至少是分配权的方法，如最常见的股票升值权、虚拟股票期权、受限股票计划以及互换股票等。 
　　因此，知识经济下，权力关系与利益关系均发生变化，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相对作用得到加强，获得了更多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以知识的占有与应用及其效率为主，知识的分配逐步成为基本的分配方式。企业的制度结构随之发生改变，从“资本的逻辑”转向“知识的逻辑”，权力派生于知识（特别是协调知识与原创性知识），利益（经营成果的分配）由知识的拥有者所控制。三、知识经济下企业制度的结构化演进实例 
　　 
　　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一般包括H型结构、U型结构、M型结构等，它们都是基于传统经济模式形成的。随着知识经济模式的深化，当知识成了一项重要的经济资源后，特别是企业职员的特殊技能或特殊技术等隐性知识在企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时，相应的控制权和组织结构将发生相应的改变。传统企业的控制权集中于领导层，而拥有隐性知识的技术专家一般居于中间层，要使居于中间层的技术专家的隐性知识应用于实践或用于管理，就必须将隐性知识向管理层或操作层转移。但由于隐性知识在不同层次之间同样存在难以转移的问题，所以，原有的层级结构就不适应现有实际了。有效的方法就是将控制权分配给拥有隐性知识的人，这样就使企业的组织结构向扁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