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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得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进行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检验。
　　（一）过度投资的再定义
　　首先，我们参考Gomariz等[38]以及Li等[37]的做法，在计算投资效率时，使用考虑负向的增长机会的模型。此模型是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一个虚拟变量NEG（当销售增长率小于0时，NEG取值为1，否则为0），用来考虑当销售收入的负增长与企业投资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变斜率效应，模型表示见式（5）。同样，我们取其正向残差乘以-100作为过度投资代理变量，然后重复上文回归，分析结果均与前文保持一致。
　　Investmenti，t=β0+β1NEGi，t-1+β2Growthi，t-1+β3NEGi，t-1×Growthi，t-1+εi，t（5）
　　（二）公司治理的再定义
　　首先，参考Liao等[40]的做法，除使用公司关联交易占营业收入比作为公司治理的代理变量外，我们还使用公司与控股股东关联交易占营业收入比代理公司治理，然后使用中位数分组对模型（2）进行回归；第二，参考Bai等[39]、张会丽等[31]、方红星等[30]做法，使用公司治理机制组织结构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①①所选用的治理组织特征变量分别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2至5大股东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个数、监事人数、高管持股比例、高管薪酬、是否二职合一、是否国有控股9个变量。，然后使用第一主成分代理公司治理质量。持续高业绩哑变量CHP的系数在所有回归中均伴随公司治理水平显著下降，与主分析表6中的结果保持一致，这说明对于假设4A和4B的验证是稳健的，公司治理可以约束持续型高业绩带来的过度投资问题。
　　六、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2001至2013年上市公司数据，在管理者认知偏差框架下，基于自我归因偏差、启发式认知理论等行为理论，考察持续型高财务业绩与企业过度投资程度之间的联系。本文发现：第一，投资前存在高财务业绩的过度投资公司，其过度投资水平更高；第二，投资前持续高财务业绩的过度投资公司，其过度投资扭曲程度更加严重；第三，较长高财务业绩的持续期带来更严重的过度投资偏差，长期（3年及以上）的持续比短期（2年）会带来更严重的过度投资。最后，我们针对中国现有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可以约束上述行为性偏差过度投资进行考察，我们认为现有机制可以缓解但无法消除这种偏差。
　　基于以上发现，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首先，从公司内部，组织内部的领导者应当加强对与决策科学相关的行为和心理科学知识的认识，了解人类认知偏差的形成规律，加强对自身非理性行为的认知和自律。其次，从公司外部，我们建议监管者应当加强对于“过度成功”领导者的考察，尤其是公司内部控制和治理制度并不完善的组织，避免一味迷信领导者过去的表现和能力。最后，在企业高管的后继教育和培训中，例如MBA课程，应当考虑更多地加强心理和行为科学相关课程的设置，帮助企业管理者更好地认识人类行为和心理规律，有利于其加强对行为偏差的自律。
　　参考文献：
　　[1]Hambrick D C， 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2）：19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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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认知偏差、公司治理质量和过度投资

2016-03-24 14:54　来源: 互联网作者：钟马等浏览次数 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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