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核心价值诉求的不同,可将国有企业划分为两大类——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和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以市场化业务为主,在市场机制中参与竞争的国有企业通常属于第一种类型;在非竞争领域直接向社会提供产品的国有企业通常属于第二种类型。这种国有企业供给的产品不完全依据市场原则配给,缺乏市场竞争的激励与约束,政府往往对这些企业采取适当的管制手段来规范其行为。国有高速公路企业的核心主业——高速公路的建设和运营——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属于典型的非市场化业务,企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干预。而大多数国有高速公路企业的融资方式和高速公路建设模式又要求企业必须实现一定规模的经济利益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
这一问题在天津高速集团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天津高速集团具有天津地区高速公路投资、建设、经营权。作为高速公路投资运营主体,宏观来看,天津高速集团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政府、车户和非政府投资方。各方利益点和价值诉求如下表所示:
近年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公路运输提出更高的要求,城市规模扩大以及私家车保有量的猛增更是对高速公路运营产生了更大的压力;同时,高速公路建设成本逐年升高,单公里造价较几年前翻了几番。这些都使得天津高速集团和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价值诉求的矛盾更加突出,各方利益难以协调共赢。
2、问题的分析:天津高速集团发展模式及各利益相关者间交易关系
对该问题的分析,需从高速公路企业自身和高速公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两个维度进行。
2.1天津高速公路集团发展模式
从经营模式上,可以将高速公路企业分为“管办分离”与“管办一体”两种模式,在我国,多数东中部省份实行了“管办分离”的经营模式,即行业管理与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分离,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实现了企业化;而大部分西部省份和部分东中部省份则依旧采用“管办一体”的发展模式,行业管理和高速公路投资建设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而发展相关的资产经营业务是高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途径。部分东中部高速公路企业以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转向“大交通”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运营商的发展模式,如山东、四川、浙江、江苏等省份;另外一些省份由于管理体制和成立时间短的原因,在“大交通”的发展道路上受到很多掣肘,如广东、安徽等省则采取以公路资产为核心的多元化经营模式;而天津、重庆等地依然是以高速公路路产经营为主的模式。
从市场化程度及业务非相关度来看,将我国高速公路企业战略群体划分如下:
具体到各省高速公路企业的情况,如图2-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