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代化学厂的几十年，我在许多岗位上工作过，经历了工厂每个时期的不同状况，也学到了许多知识。近代化学厂就是我的大学，许多同事都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无私的关怀与帮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关键词：近代化学厂；“三反运动”；“大跃进”；粮票

“以工代干”

人事课

1955年1月，我被调到人事课工作，因为只是厂内的人事调动，所以也没有经过上级批准，当时管这类人员叫“黑干部”，后来被称为“以工代干”。当时课内就三个人，一位是课长孙嘉蕙，另一位是负责人事的刘玉梅，再一个就是我了。我负责劳动工资方面的工作。那时孙课长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放在厂托儿所，她每天忙于工作，保育员每天不知来多少次让她去给孩子喂奶，她的回答总是等等。像这样的工作态度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每到月底报表时，我们三个人便忙作一团，我虽然会打算盘，但归除歌我却不会背，而孙课长能背归除歌，却不会打算盘。于是我们配合，她背歌，我打算盘，总算把报表弄出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熟悉，我自己也能够独立操作了。那段时期我参加了一期重工业局的统计学习班。当时正是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高潮时期。我们在楼上学习的时候，都能感受到楼下震天的口号声，那是人们在轮番批斗“大老虎”。学习期间，我听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一个贪污分子在高压之下，承认自己偷走一个铁路报废的火车头，批判的人问他怎样将火车头弄走的，他交代是用三轮车拉走的，这样的交代材料竟然还报上去了，还是领导英明，看出了破绽：三轮车怎么会拉走一个火车头呢！实际上，当时重工业局千真万确弄到过几台铁道部报废下来的火车头，我们厂的锅炉房就用过一台，而且用了好多年。在那个时代，在那种非正常运动的状态下，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啊！

那个时期，虽然厂子人不多，规模不大，但我觉得管理制度还是比较完善的，就拿我负责的劳资工作来说吧，各个班组都设置了兼职“工资员”，每天都要填写“劳动日报”，将劳动时问、停工时间、停工原因、被利用工作时间、从事何种工作等等，分门别类地填到报表中，下班后将报表投入各自的报表箱中，我则负责每天一汇总。每十天上报市企业公司劳资部门一次旬报，而月底则将最后一句的旬报和月报表上报。

孙课长任职期间，正赶上全国性的第一次工资评定工作。有一次我去公司（这时已有了化工局下属的油漆公司）开会，刚一进门，公司人事科的陈宝国科长就问我：“你是党员吗？”我说不是。他又问：“你是团员吗？”我仍回答不是。见我要走，陈科长叫住我，说：“既然孙科长派你来了，你就参加开会吧。”我说：“我还是回去换人吧。”他们再喊，我也没回头。回到厂我如实向孙课长汇报，并要求调离此工作岗位。孙课长听完对小刘说，“小刘，你给他一张表（入团申请书）让他填填”。于是我就入团啦。

提到孙课长，还有一件事我至今难以忘怀。1955年1月，刘玉梅将整理出来的干部考勤表交给孙课长审查，她看到报表上靳惠龄有几天病假，就对刘玉梅说：“我们做干部工作的，要时刻想着他们，爱护他们，关心他们。比如靳惠龄同志，在去年南厂发生事故时，没黑夜没白天地连轴转了多少日子，都没回过一趟家。这个月歇了几天病假，我们就给他报上去，还要扣他工资，我们也太没点良心了！”我当时听了这一席话，心里觉得暖烘烘的。后来听靳惠龄回忆：“当时南厂事故发生以后，厂内临时抽调几个人，整天坐着王厂长的小汽车到各个遇难工友家里去淡。有的家属说，‘我们孩子还没有结婚，棺材要大红的’。我记得所有遇难人员的棺材，都是十三同的一级寿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