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蒙学课程：“从习中学”与“点石成金”荣氏具有“贾而兼儒”的家族传统，在近代蒙学内容中也渗入了“四业皆本”“经世致用”的元素，就读家塾的子弟七岁入塾，数年后“于书函、算术果皆裕如”[1]，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荣氏家族蒙学课程除传统的科举预备内容外，增添了例如书函、算术等实用科目。在课程形式方面，“习业”形式盛行，即在家塾读毕之后，十四五岁去商店、钱庄，在实践中进一步学习从商的基本知识与技巧，是“做中学”的雏形。荣德生及其哥哥荣宗敬就是在习业中成长为一代实业巨擘的。

华氏家族教育源远流长，拥有“华孝子一诺终身”传奇，其蒙学教育也具有“推陈出新”的能力。近代著名数学家华蘅芳，7岁从师，曾被教他的私塾老师斥为“鲁钝之尤”。初学《大学》，读百遍仍难成诵；14岁学作时文，“每作一文，塾师阅之，辄掷于地，令重作，又复掷地，往往至三四次”。最后，塾师竟称“此子不可教”，辞别而去[2]。华衡芳的父亲华翼纶不得不自己教儿子。他也是从诵读经史开始教儿子的，但他改变了注重机械诵读的经史教学形式，先让华蘅芳能理解、会断句，然后再记忆。华蘅芳终于会背诵和写文章了。后来华翼纶又发现了儿子对数学的兴趣和天赋后，不仅未以有碍于科举功名而阻止其子，还特地聘请邑中精于数学的邹敬甫为之讲授、指导。此举成就了华蘅芳，华氏蒙学出了点石成金奇迹。

二、蒙学课程的近代转身：重实用、操作与重多元、实物

1.荣氏课程

在“为用而学”的目标下，其课程呈现了“实学实用”的特色。以荣氏公益小学校、荣氏竞化女校的课程为例：

两所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公民、国语等仍为基础性课程，从其他课程特别是历史、地理、商业、英语以及女校中乡土、图画、尺牍、裁剪缝纫、刺绣等科目可知，两所学校注重知识的实际致用性，尤其是商业一科凸显了其实业家族的特性。此外，《梁溪荣氏家族史》一书还记录了光绪三十一年（1903）族人荣福龄所办“荣氏公塾”的情况：该塾“课程在读书习字外，并授算术、信札等，以我荣氏经商者多，斯切于实用耳。”[5]“实用”一词比比皆是，充分體现了“为用而学”的课程目标。

荣氏家族蒙学课程目标与内容的“实用”特色，决定了注重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的课程设置。以家族习业教育为切入点，这是荣氏家族教育较为突出的特点，荣氏家族得益于习业的同时（荣德生15岁便在上海通顺钱庄习业），不忘继续办习业以发展教育。公益工商中学便是其典型代表，学校里开办工厂、商店、银行，对外开放的同时更成为在校学生的实战课堂，以其边做边学的课程形式培养出了大批实用人才。此外，荣氏所办小学教育阶段课程也关注于此，在荣氏公益小学校中设有课外补习即学术演讲（星期日上午），毕业生另设升学就业指导班等，不断开拓学生的视野，加紧学生与生活实际、学术前沿的联系，处处彰显其“实用”之风。

以上是以无锡荣氏家族为代表的苏南近代实业型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情况。实业家办教育的典型特征便是将其独有的商业实用气息注入蒙学课程之中，打造符合其事业发展的人才。他们不仅充分利用他国先进技术以壮大本家族事业，并且注意到了其先进技术背后的教育力量，取其精华，融入到了家族教育之中。

2.华氏课程

笔者并未找到有关果育小学课程内容的详细记录，但从其教师构成上及国学大师钱穆对少时就读于果育小学的回忆记录，可清楚看出当时的课程设置情况。果育小学教师构成如表。

这仅仅是华氏果育（鸿模）学校的一部分教师名单。从这部分教师所教课程及教师本身学历来说，学校对于各门课程施加了同等力度的关注。从其所聘教师可以看出，无论国文、数理化还是音乐与体育，都启用了当时颇有名望的学者。钱穆七岁入私塾，十岁进入果育小学，在其《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回忆：“其时诸老师教文史者，初不太受人特别重视。因宿学硕儒，延揽尚易。教数理化自然科学者，则不易聘。而体操唱歌先生亦甚难得。此皆所为开风气之先者。”[6]并称赞此校“能网罗如许良师，皆于旧学有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7]从钱穆对其老师的回忆中也可发现，此时果育学校所聘用之教师均带有近代的新思想，例如体操教师华伯圭对于社会变化的新见解深深地影响了钱穆毕生。[8]可见此时的果育小学不仅在课程设置上有国文、国史、数理化科学及音乐、体操等多门学科，隐藏于课程之中的隐性课程因素无形之中也促进了该校学生不拘泥于传统的多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