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除了对外援助以外基本上没有对外直接投资。而自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根据商务部各年度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0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878亿美元；在2002年～2012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1.6%。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39万亿美元，年末存量23.59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数计算，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6.3%和2.3%，流量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3位，存量位居第13位。不过，与过去十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相比，2011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出现了明显放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着较大的政治风险。 
　　一、 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学术界对于政治风险目前尚无明确的定义，通常来说，政治风险指的是各种政治行为或政治事件对企业国际化经营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国有化、征用、没收、蚕食式征用；汇兑限制；政治暴力（战争、诸如革命、叛乱、政变、破坏活动、社会骚乱、宗教民族冲突等内乱、恐怖主义）；政府违约和腐败；东道国政策的负面变化等。政治风险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从地域角度来看，可以分为全球性政治风险、区域性政治风险、国别政治风险和地方性政治风险。从政治力量来看，可分为政府行为风险、非政府群体行为风险和跨国组织风险等。从影响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宏观政治风险和微观政治风险，前者指影响东道国所有外国投资者的政治风险，后者指仅仅影响某个行业或个别外资企业的政治风险（罗振兴，2011）。 
　　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自二战以来发生了几次重大变化。战后初期，受美元稀缺和大部分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等因素影响，汇兑限制成为了主要政治风险；1960年～1970年，受民族独立运动、收回经济主权以及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等浪潮影响，国有化成为了主要政治风险，例如在1970年代，发生了423次国有化；1980年代，受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及其蔓延的影响，汇兑限制再次上升为了主要政治风险，国有化则随着可征收资产的减少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不再是主要政治风险。例如，在1980年～1987年国有化次数下降到17例，在1987年～1992年则没有出现国有化。1990年代，随着两极格局崩溃，以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全球化深入发展，在此过程中，由于各国政府纷纷改善投资环境、出台吸引外资的政策、放松资本控制、增加开放程度、减少政府干预，对外直接投资迎来了有史以来的黄金时期，政治风险水平降到历史最低。但到了21世纪初，跨国公司面临的政治风险有所增加。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机。首先，在198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很小，涉足的资源性和战略性行业也很少，基本上没有遇到征收风险和汇兑限制的风险；其次，在1990年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中，正好是全球政治风险非常低的年代，基本上也没有遇到严重的政治风险，尤其是2000年～2007年。但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开始遭遇到海外政治风险。 
　　具体来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政治风险有：蚕食性征用风险，主要集中在一些拉美国家；恐怖主义、政治性绑架和勒索；社会骚乱、动乱和内战等；东道国政策的负面变化。此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遭遇到政府违约等风险；一些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来投资设置了一些障碍；一些政治组织也对外来投资施加压力。 
　　部分国家社会和政治动荡不断，社会治安较差，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举例来说，2011年利比亚爆发内战，中国政府被迫疏散了3万多名在利比亚的公民，放弃了的建筑项目总额至少高达70亿美元；委内瑞拉极具传奇色彩的总统查韦斯去世，中国投资者和债权人也因此惴惴不安。在2005年～2012年期间，委内瑞拉接受的中方投资超过了130亿美元，中国投资者无疑会密切关注该国存在变数的过渡进程。不可预测的监管环境也会给一度向好的投资前景蒙上阴影。中国起初选择了不足十个非洲国家建设中国支持的经济特区，阿尔及利亚便是其中之一。2008年，双方大张旗鼓地宣布成立这一特区，牵头的是江铃汽车这一中国汽车厂商，但次年该国的外资法规突然发生变化，导致特区项目在2010年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