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制度；高等学校微观管理制度

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1917年蔡元培柄政北京大学之后，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初步奠立了现代大学教育的理念、精神、使命、宗旨、功能、性质、组织等制度基础。此后一百年，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道路历经磨难与曲折，但探索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新中国成立后，对旧式大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前些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不少学者著文，探讨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近一年多来，国家制定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向社会各界求计问策、咨诹善道，陆续出现一些反思性的文章：中国的高等教育到底该如何发展，我们究竟应建立什么样的现代大学制度，等。下面即是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几个问题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普遍存在着大学对教育行政部门的依附和大学内部学术对行政的依附“两个依附”的难题。一是以政治运作思维和手段管理高等教育，政府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一味企求“做大做强”。二是校内行政权力泛化和官本位体制强化，党政并行的制度设计增加摩擦成本。大学是政府的从属机构，其所本有和应有的独立精神、学术自由、民主管理等品质严重缺失，对政治的适应和某些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其对真理的追求、对理性的坚守、对大学灵魂的捍卫和对学术尊严的维护，难以成就高等教育的伟大土壤。

（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的问题

在宏观管理方面，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与现代大学之间所应有的指导与被指导、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被逐步异化为主从型、依附性关系，政府的管理思维不清晰，教育部门的角色定位不准确、职能转变不彻底、管理行为过度、服务不到位、法制不健全、投入不足等。

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或先或后、或快或慢，应保持适应。1949至2009的60年间，前30年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一方面是超前，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造方面走得太快，包括当时所搭建的政府集权型的公共办学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超越历史阶段，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经济基础脱节，结果桎梏了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和高端人才的优质培养；另一方面又落后，沿袭战争年代的意识形态，以马上得天下的思维治天下、治教育，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等，乱折腾，高等教育是重灾区，走了不小的弯路。对于这个问题，已基本达成共识。

值得深思的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各方面尤其是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发展，而社会的法治化进程、道德建设水平以及政治与教育体制的改革虽然也在跟进，但是力度不够、成效不彰。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包括高等教育思想理念的更新、高校办学管理体制的变革等，明显落后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和管理，基本上还是抱持传统思维，沿用前30年所谓计划体制高度集权性、单一控制型的套路。这些年来，高等教育出现了很多负面现象，比如，由官本位派生的大学教育的行政化、衙门化等弊症日益严重，可能都与这种管理思维及其体制有关。

用前一阵媒体上炒的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斯密德特（虽说有人撰文，说该文是由好事者将施公1987年的演讲进行移花接木，但即便如此，网上众多的跟帖，也反映并负载着沉甸甸的民意）的话说，我们“自以为是在搞教育，其实是将经济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用政治的手段办教育、管教育，以政代教，以政管教，既违背教育规律，也制约教育的发展。众所周知，“五四”时期和抗战时期，国力弱，条件艰困，但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的办学水平都很高。资料显示，1949年南京政府迁台前夕，一些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已接近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水准。新中国成立60年，某些方面反而拉大了与国际先进的差距，包括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世界一流大学和大师？原因很复杂，但我们的管理思路和制度建构恐怕同样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