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蒯因　不确定性　译者主体　语言哲学

　　1 引言

　　蒯因(Quine, W.)被誉为“继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后影响最大的哲学家”(Ayer 1982: 242)。国外学者认为他的《语词与对象》(Word and Object)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两部哲学著作之一”(施太格缪勒 1992: 204),我国学者钱冠连将这本书称为“语言学家绕不开的一座哲学山”(钱冠连 2009)。蒯因深受杜威(Dewey, J.)实用主义的影响,在批判传统意义理论的基础上强调意义的整体性,并且提出自己的行为主义意义观。他认为,“我们就像海员一样,必须在浩瀚的大海中修补自己的船只,绝不可能在船坞中拆卸船只,用最好的构件把它重新组装起来”(Quine 1960: I)。

　　2 不确定性

　　1960年,蒯因在《语词与对象》中首次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蒯因将自己的翻译观概括如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编写把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手册,这些手册符合全部言语行为倾向,但彼此之间却不一致。这些翻译手册将另一种语言的一些彼此并无明显等值关系的句子分别作为此一种语言的一个句子的翻译,因此它们在很多地方是有歧义的。当然,当一个句子与非言语剌激的直接联系愈密切,不同手册的翻译之间的差异就愈小”(Quine 1960: 27)。他认为文化间性框架中的翻译活动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行为,文化因素和其它非语言因素等与之相关的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整个活动过程。当然,蒯因所设想的翻译是一种极端的原始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并不能涵盖全部的翻译行为。但是,他的这一观点仍然在西方哲学界、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有些哲学家把它当一条公认的数学定理一样看待。”(Kirk 1986: vii)

　　蒯因的意义理论产生于他对指称论和观念论的批判。他将这两种理论称为“语言的博物馆神话”:其中,展品是意义,语词是标签,改变语言就是更换标签。蒯因坚决拒斥语言的博物馆神话,而主张与杜威一道转向“自然主义”,也就是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的、主体间公共可观察的活动或行为,意义则是这种言语活动的特性,因此必须根据行为标准来阐明,并且只有在行为的基础上才能习得”(陈波 1996: 31)。他明确表示,“除了通过人们对社会交际中可见的刺激的明显反应倾向,我们不能以任何根据去核对语言的意义”(Quine 1960: 14)。蒯因认为意义其实是应当被抛弃的“中介物”,意义理论的首要问题是语言形式的同一性和陈述性。因为不存在形式上完全对等的两种语言,翻译过程中为寻求意义的最大对等必然要加入文化等其它因素,因而意义是不确定的。

　　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在语言的很多层面都有体现,如词汇、句子或语篇等。比如,下面的英文句子在翻译时就体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

　　① I will wait you near the bank. // 译文1:我将在银行附近等你。译文2:我将在河岸附近等你。

　　由于bank一词具有多义性,这句话的翻译便产生了不确定性:不考虑语境或者其它非语言因素,就无法确定这个句子的正确译文。实际上,由一词多义引起的意义不确定性还具有更为复杂的表现。一个词语意义项的多少,决定着确定其意义的难易程度。语词的义项越多,确定意义的难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此外,在确定词语意义时,还须要考虑历时或共时这两种因素。例如:

　　② The voice I hear this passing night was heard

　　In ancient days by emperor and clown.

　　译文1:今晚我听见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