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帝王和小丑也听过。

　　译文2:我在今晚听见的歌声

　　古代的帝王和乡民也听过。

　　例句②出自济慈(Keats, J.)的《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在济慈时代,clown一词的词义是“农民、乡下人”,后来才逐渐衍生出“小丑”的义项。译文1没有考虑词义的历时发展。然而,译文2则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在翻译时必须要考虑词义的历时因素,选择适当的词义项。又如,black一词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逐步衍生出“正式”和“庄重”的情感色彩,而失去了原本具有的略带贬意的韵味。而negro一词的情感色彩恰好相反,由“正式”转变为贬意。译者在处理这一时期的各类文本时,必须要慎重对待,充分考虑两个词的情感色彩变化。

　　3 译者的主体性

　　学界对于译者的主体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同意刘宓庆的观点:翻译的主体是译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他认为,主体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主导性,它是人这个主体的内在规定性,即主体总是以自己的意识、意向、目的为前提或主导而行事,处处伴随着一种“自我权威感”;二是主观性,即主体常常在实现自己主体性的同时,伴随一种主体以自己的意志、意向、目的为轴心的心理倾向……最后一个主体的特征称为主体能动性或者主观能动性,指的是在一种精神或者观念支配下的创造性行为,能动性常常是主体的价值源泉。(刘宓庆 2001: 52-53)蒯因认为,翻译是一个从理解到表达的动态过程,而这个过程的主宰就是译者。他说,“语言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技艺。在学习语言当中,要说什么,什么时候说,完全依赖主体之间可以利用的线索。因此,只有知道那些使人们作出明显反应、可见的社会刺激,我们才能检验语言的意义”(Quine 1960: ix)。显然,蒯因延续并发展了行为主义的意义观。后者认为所有的反应方式均来自于人性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不能用习惯来解释人固定的行为方式。翻译过程作为人固定的行为方式之一,同样离不开人(翻译主体)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译者的主体性在涉及文化因素的翻译行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

　　③ 当时的人不知道平遥,就如同现代人不知道深圳一样不可思议。// 译文:Chinese people in that time who knew little about Pingyao were as incredibleas American people of today knowing nothing about New York.(叶苗 2009:30)

　　例句③是从汉语的视角对平遥古城的介绍。为强调她当时的知名程度,特意选择了当下国人十分熟悉的深圳与之对照。译者进行翻译时,充分考虑了例句③中的对照关系、受众的文化背景知识和文化对应关系等因素,将中国人熟悉的“深圳”替换成英美人熟知的“纽约”。这一替换既保持了原文同译文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又传神地表达了平遥古城在繁华时的知名度,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又如,赵景深先生当年将milky way翻译成“牛奶路”,虽然保持了原作中的文化语境因素,但是从受众的角度看,并不利于中国读者的理解。实际上,对于milky way(银河)这一事物而言,东西方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神话传说,代表了各自的文化传统。翻译时,译者或者选择进行相应的文化因素替换,或者选择直译加注释的方法。这种选择的过程既是他发挥创造性的过程,也是体现自身主体性的过程。这种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在成语翻译中表现得更为集中。对此,我们将另辟专文,予以详述。

　　从文体的角度看,科技文体、商业文体、政论文体、日常文体和文学文体构成一个文体的连续统(continuum)。在这个连续统中,译者的主体性呈现出逐渐增强的态势。由于科技文体的意义最为确定,因而译者的主体性最弱。例如,很多科技术语都是由拉丁语的词根构成的。创造这些术语的目的就在于避免歧义,最大限度地保证科技文体意义的确定性。而在文学文体中,意义的确定性最低,因此译者的主体性最强。例如,受后现代思潮影响产生的意识流小说在创作和理解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译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作用,而不用过多地受到原作的限制。总之,译者的主体性“游走”于不同文体之间,“程度”的不同成为区别不同文体的标志。

　　4 语言哲学诠释

　　对于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译者的主体性问题,我们须要有客观的认识。因为“蒯因并不是热衷于研究语言的翻译理论,而是为了通过对语言的哲学理解,论述科学体系中的本体论的相对性”(姚介厚 1996:26)。尽管如此,他的上述观点对语言哲学和翻译的发展与研究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由世界、语言和人组成的系统中,语言发挥着中介作用。正是凭借语言的帮助,人才同世界建立起联系。(刘辉 2009: 26)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活动既体现着人和语言之间的互动,又反映出人与世界以及世界同语言之间的复杂关联。意义的不确定性是世界的多样性在语言中的反映。而译者的主体性则是人对世界和语言能动性的体现。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应着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人和人的世界。如同普罗泰格拉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因此译者应当是“翻译的尺度”。因为任何文本在接受读者的评价与审视之前,必然要经过译者的“衡量”。在衡量的过程中,译者一方面须要在纷繁变化的世界中寻找同源语(source language)相一致的表达,另一方面也必须融入目的语(target language)的文化特征和非语言因素等内容。这个过程同样构成了一个“世界、语言、人”的三元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翻译活动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同时,这也是蒯因意义不确定性和译者主体性观点的深刻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