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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尔·曼将两个不同阶段的问题进行联系，但并未点明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转化条件。事实上，国家建立组织渗透社会是一个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治理范围内能够保证政策的落实。从前者走向后者，必须要有公民对于国家统治秩序和政策的认可。这种认可的基础在于权力的“正当性”。正如卢梭所说：“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力，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因此，权力的“正当性”对于增强建制性权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怎样的权力才具有“正当性”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人们结成政治关系的原始动机，而政治关系不过是人们用来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特殊途径，社会一切政治组织及其制度都是围绕着特定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倘若权力主体利用自身的权力优势，对利益进行强制性安排，而缺少与权力客体的沟通、协商，那么这种制度必然得不到权力客体的认可。因此，对利益的包容性就是制度有效性的来源;而只有包容利益的制度，才能真正成为权力正当性的来源。换而言之，学校权力的增强并不表现在其“强势”，不在于对院系利益的遏制，而是表现在其能够有效容纳院系利益。
　　鉴于建制性权力的概念包含了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因此权力的建制性就必须同时具备“嵌入性”和“正当性”。只具备“嵌入性”，尚不足以获得权力客体的认可，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就可能遭到权力客体的抵制;只具备“正当性”，尚不能有效扎根于院系，那么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就难以获得充分的信息，无法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增强学校建制性权力的途径
　　1.加强学校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
　　学校的权力需要以各职能部门作为桥梁和纽带，进而对院系产生影响。从大学内部的现状看，各职能部门与院系之间已就某项工作系统（教学、科研、人事、学生工作、群团系统等）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则比较缺乏，有的部门“领地”意识浓厚。这种“碎片化”的管理体制，使得学校权力被“条条”体系所切割，学校对于院系信息的掌握分散在各个领域，难以真正从全局对各个院系进行有效评估，也就难以作为一个整体“嵌入”到院系中去。因此，增强学校建制性权力的当务之急是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使各部门之间有机联系起来，实现各系统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使整体性的“学校”不只是一个概念和意象，而是一个确实具备统筹整合能力的主体。
　　2.建立目标清晰的制度体系
　　有力的“嵌入”，必然要求行为主体之间构建可以相互理解的“共同语言”。有研究表明：明晰性能够保证政策执行的相对高效率。从大学内部的治理看，就必然要求学校各项政策、制度具有明确性，能够对院系带来可见的预期。目前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一方面，各项制度之间尚未形成联动的系统;另一方面，由于具体的制度不够明确，原则性规定、模糊性语言较多，职能部门对于政策的解释多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不能给院系带来稳定的制度预期，由此在职能部门和院系之间产生鸿沟，导致学校和院系之间无法有效沟通。因此，在政策、制度的制定中多采用确定性的表述，努力通过可量化的指标、可操作的措施来提高政策的明晰性，是促进学校有效嵌入院系的重要路径。
　　3.以协商民主推进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
　　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是一个利益整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直接决定着制度和政策能否在学校和院系之间达成共识。“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实行协商民主，能够使大学的各类行为主体平等参与决策，使决策过程具有充分性和论辩性，决策结果具有权威性和有效性，对于高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具有重大意义。在协商民主的视角下，学校在制定制度政策时，应当把制度所涉及到的各方面利益群体都吸纳进决策过程中，充分征求意见，在有关办学活动进行前就明确运行规则和行为预期，确保顶层设计的民主性、科学性。要在与院系的持续沟通中，明确学校和院系之间的责权利，建立有效的院系自律机制和学校监督机制。当制度和政策一经确立发布后，学校和院系都应当严格依规行事，避免出现朝令夕改以及强调某方面的特殊性，搞“政策洼地”，要求特殊待遇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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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院”分权治理的有效性分析

2016-01-28 19:12　来源: 互联网作者：吴旭浏览次数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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