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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间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及其限制

2018-11-15 11:29 来源: 互联网 作者:张柱林 浏览次数 729

 进入现代以来,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发展中就广泛存在着如何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中寻求创造性转化的资源的议题,即使在主张向外开放、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以更新中国文化的启蒙知识分子那里,关注者同样不乏其人,如鲁迅,即倡言“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①,并亲身实践,用古代文献中的片段或只言片语,敷衍成奇诡深幽的现代白话小说《故事新编》,至今仍是一种范式。而从二十世纪初叶的北大歌谣会、抗战时期的方言土语与“民族形式”争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各民族语言社会文化调查,与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等,都凸显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民族民间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广西作为多民族地区,具有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学资源,很早就有作家意识到,可以将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有意识的转换,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学形式,其中,韦其麟的《百鸟衣》与苗延秀的《带刺的玫瑰花》就是典型的例子。放在今天的视野和语境中,仍然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

“百鸟衣”是一个在南方少数民族间流传的故事,情节互有出入。如黔南和桂北一带的苗族,就有多个版本的“百鸟衣”故事。其中,广西隆林一带流传的故事非常接近韦其麟诗中的情节,如公鸡或鸟变成美丽姑娘与主人公成亲、万恶的黑暗势力要两夫妻交纳公鸡蛋、妻子让丈夫打鸟制作百鸟衣然后到官府找她等②。苗族百鸟衣故事多个版本中都以这样的情节作结,男主人公用百鸟衣与苗王的王袍交换,穿上百鸟衣后的苗王怪模怪样,他的文武大臣或狗认不出他,最终把他打死或咬死了,穿着王袍的男主人公则乘机自己做了苗王③。从逻辑上说,这一情节安排是合理的,不然无法解释男女主人公为何要求与苗王交换衣服。而在韦其麟的老家广西横县一带流传的壮族民间故事中,男主人公名叫张亚原(有的版本记为“源”字)或张打鸟,情节虽都和前述苗族故事有相同的部分,但却在主人公的职业与故事结局上有较大差异。根据现在搜集到的记录本,一个故事为:张亚原父亲早死,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贫寒,他以割草为生,实在没法,就借钱买原料做油炸(即用油炸过的糯米糍粑)到街上卖。后来好心的他收留了一只路上遇到的母鸡,母鸡又变成美丽的姑娘与之成亲。本来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生活,生意眼看越来越好,却来了一个可恶的状元,要将姑娘(记录的原文如此)抢去献给皇上。十年后,张亚原按妻子的交代,买了一百只白鸽,用其羽毛做成一件鸟衣,带着儿子到京城,进到皇宫表演。為了讨美人高兴,皇帝脱掉龙袍穿上鸟衣起舞,被张亚原一家人和不明真相的卫士们打死了,而两人的儿子则变成了“幼主”。虽然不知道是由于讲述者或记录者的误解和错漏,这一版本的故事颇有些情理不通之处,但基本脉络已如上述。第二种故事的讲法则为:张亚原是一个孤儿,靠钓鱼为生。某日钓回一个大螺蚌,养在水缸里,随之变成美女为其扫地做饭,原来她是龙王的第三女,因不愿顺从父意嫁给有钱有势的人逃出来的。两人婚后,生活美满,不想皇帝知道后,要求龙女进宫。龙女分别时让丈夫造弓箭打一百只鸟,做成鸟衣到京城找她。后面的故事与第一个相同,只是结局不一样,龙女不喜欢京城的生活,两人就回到村子里,“仍和以前那样过着劳动幸福的日子”④。这个故事前半截似乎有中国民间传说“田螺姑娘”的影子,但百鸟衣的情节则是独有的。两个故事虽可视为百鸟衣的不同版本,但结局的不同就使整个故事的走向和立场有很大的不同,用现在的说法,第一个故事可能暗含“庙堂”的视野,而后一个故事则采取的是“民间”或“江湖”的立场。

据诗人回忆,他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就听村里一位喜欢给小孩讲“古”(故事)的前辈说过类似故事,当然故事的名字不叫“百鸟衣”,而是“张亚源卖懿儿(糍粑)”,也就是说,当时他听的故事其实是第一个版本,但他并没有想到要把这个故事写成一首诗。真正使他产生创作冲动的时间,是他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受到《长江文艺》编辑们的鼓励,从而就这个民间故事的题材进行了诗歌创作。他虽没有就为何将民间传说故事改为诗歌体做过具体的说明,但从他曾将其他类似民间传说改成叙事诗的情形来看,可能他觉得叙事诗这种形式更适合自己。诗歌的结局却与这个故事有关键的不同,韦其麟将故事的结局改为两夫妻远走他乡,似乎是《诗经·硕鼠》“适彼乐土”的回响,也可以理解为对阶级革命改变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的呼应,如果反抗的结果是自己做王,何来革命可言?诗歌保留了交换神衣和龙袍这一情节,就要给出自己的解释,所以读者就看到了这样的描述:土司不会穿百鸟衣,要古卡为他穿,古卡在帮他穿衣时乘机用尖刀将其杀死,原先交换衣服是为了自己做王,现在变成了在交换衣服时杀人。韦其麟在接受采访时曾坦言:“我写作的过程中删除了一些我认为不健康的或多余的情节,添加或改动了一些情节,如结尾原故事是两个主人公杀死皇帝自己当起皇帝,我改成双双逃离,不知何往。‘古卡’和‘依娌’也是我安的名字”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意识形态和强调结构合理化的文人写作规范,同时作用于《百鸟衣》,当然情节的改动还有其他考虑。如横县一带的百鸟衣故事里的主人公原为张亚原,诗人显然为了突出民族特色,将其改为古卡(在一些壮语方言中其音意为鸽子),并且将打鸟改为猎野狸、老虎和豹子,既表现其技艺和勇武,也让公鸡回家一事不至于那么突兀。当然,最后为了制百鸟衣,他仍然走上了打鸟的路。将两人的结局改成“像一对凤凰,飞在天空里”,既显示了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同时又避免了原故事的不合理。诗歌本身的化实为虚,则留给读者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而在长诗的开头,韦其麟也做了相应的改动,增加了一些更能显示新社会的世界想象的情节和句子,但在这些纯属诗人创作的地方,却也留下了不少意识形态和结构上的裂隙。如说“有钱人家里,生的儿女没个好”“在穷人家里,生的儿女个个乖”,甚至说“俊俏的后生,狠心人家生不来”“在好心人家里,生的后生才能干”,除了将阶级问题道德化之外,也有将贫穷理想化的嫌疑,后来样板戏里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则明显要更合理。但这绝不是诗人自己的个人意识,而是呼应当时“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时代精神和政治话语的结果。而在另外的地方,诗人补充的情节就有助于整个诗歌结构的完整与合理,如民间故事里只说张亚原是孤儿,并无更多的细节,《百鸟衣》则将古卡的父亲之死归结为土司的压迫,他是在土司衙门里做苦工累死的,这就为后来主人公杀死土司做了很好的铺垫,也就是说,土司之于古卡,不但有夺妻之恨,更有杀父之仇,他报仇雪恨合情合理。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古卡的母亲生下他之后,为何“生下的是男娃娃,娘的心高兴了”,这不是习惯的或无意识的重男轻女的表现,而是他一生下来就肩负着血亲复仇的使命,不是男孩的话,就无从谈起了。而那些对古卡勇武过人的夸张描述,什么“别人射箭,石头射不进,古卡射箭,铁做的靶也入一寸”之类,也就有了自身逻辑上的理由。全诗除了公鸡变依娌这一超现实的细节外,读者都能看到作者将全部故事理性化、合理化的努力。而结尾的化实为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原来故事中的自己做皇帝,将一个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情节变成了“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造反循环故事,同时避免另一版本的杀死皇帝还能回乡幸福生活的不合情理;另一个好处则是将原来这种叙事的封闭变成了想象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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