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屈原和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在生死抉择上，屈原“自沉汨罗”，表现了他对生命自觉地选择，而司马迁的“隐忍苟活”，是使生命更有价值。他们对生死超越的态度给后世知识分子以启迪和影响。
【关键词】屈原；司马迁；宗族大生命观；“三不朽”观念
德国现代美学家赫伯特·曼纽什曾指出：一切艺术皆是对“死亡”这一现实的否定。文学是人学。生命意识与死亡观念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死亡意识进入文学作品，渗透进了文学家的心灵。
屈原和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他们的创作融汇了对生命的体验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他们对生死超越的态度给后代知识分子以启迪和影响。
一、中国古代死亡文化的两种特质
中国古代的死亡文化，“基本上呈现两种积极的价值走向：其一是为乐生安死，顺应自然，以和谐为其美感特质；其二为完善人生，舍生取义，以其崇高为其美感特质。” [1]
前者是道家死亡意识，后者是儒家的生死观。
道家提出一种“齐生死”的说法，讲求安于天命，顺应自然，趋利避害，珍惜生命。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道家的生死观成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一剂精神救命药，更是那些选择归隐山林、保留清白人格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但老子“贵柔守雌”的观点表现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意识，庄子把生死完全归咎于自然、天事，未免是一种宿命论表现。
在生死观上，儒家核心思想是乐生，回避死亡。孟子传承孔子所说“死生有命”的思想。但死亡终究是一个人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孟子主张通过修身养性完成个体对生命的追求，在生死抉择时强调舍生取义。
儒家建立的伦理生命观成为后代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实现理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动力和精神支柱，夏完淳《狱中上母书》上说“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但是也应该看到，儒家文化经历历代封建统治者“修正”，形成了一整套利于封建王朝统治的理论，包括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中国文化中生命价值的核心在于“忠”和“孝”，封建的生命伦理扼杀了个体生命的自由。
二、屈原的生死观
屈原是一个将死亡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最后自沉汨罗，以死明志。
屈原具有坚定的生命价值观念，坚持不懈地追求这种生命价值的实现。这种精神来自于他对死亡有着清醒而明确的认识。屈原出生在巫术之风盛行的楚地，但他对民间流行的死后灵魂的存在并不抱有什么幻想，也不相信长生不死之类的说法。他对生命的认识是理性的，在《离骚》里，他说：“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屈原不忌讳死亡的事实，《离骚》多次言及“死”一词，《哀郢》也有“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正因为屈原对自然死亡有着明确的认识，于是产生了生命短暂与理想远大之矛盾。
屈原生死观与儒家、道家不同，有天命观和宗族大生命观的色彩。他认为生命是上天所赋予的，包括自己的祖先和先考。《离骚》、《哀郢》等作品都流露出这种思想，“帝高阳之苗裔兮。朕黄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离骚》）“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哀郢》）他一再表白自己与楚王同宗同姓，振兴楚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宗族生命意识里有伦理道德的内容。儒家的伦理生命价值观以“道”为准则，遵循仁义道德。为传其“道”，孔子和他的弟子周游列国；为实现个体生命价值，战国时期士人也可以“楚才晋用”。屈原的生命观里比战国时期一般士人的生命伦理多了几许宗族大生命的色彩。屈原也不同于后世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忠孝”“节义”，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热爱祖国和人民，忧国忧民，“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他的政治主张和理想是与楚国命运紧紧相连的，并且至死不渝地坚守个人节操，这就是人们称他为伟大的爱国诗人而并不斥责其“愚忠”的原因。屈原的自沉是他践行其生命观的结果，屈原的形象永远被定格在投入汨罗江的一瞬间。
三、司马迁的生命意识
如果说屈原的“求死”表现理想和现实矛盾的人生悲剧，而司马迁的“求生”则显示出面对逆境和灾难时勇者的气概。司马迁因为“李陵之祸”的牵连，蒙冤下狱，后被处以被当时视为“最下”的“腐刑”，为此他多次动了死的念头，他之所以“隐忍苟活”的原因，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司马迁经过激烈的思想矛盾斗争，终于以先进的生死观使自己摆脱了“刑不上大夫“的封建名节观的桎梏，并从先贤孔子、屈原等人的身上吸取力量，看到自己应该坚持的人生道路，放弃“引决自裁”的想法，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也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对道家思想作了高度肯定。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太史公自序》）由于父亲的影响和从小接受的教育，司马迁深受儒、道思想影响。班固说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他对老庄思想有所偏爱。道家珍惜生命，反对为功名利禄戕害生命的行为，司马迁“忍辱著书”与黄老的“守雌”、“韬晦”也很相近。儒家反对无谓的夭死，认为对生命要采取珍惜态度，身的存在和强健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首要条件，所谓“爱其死以有待，养其身以有为。”（《礼记·儒行》）
司马迁思想的主体仍然是儒家思想，且在生死观与处世哲学方面对黄老思想有所扬弃。古人认为，实现人生不朽的途径有三种：立德、立功、立言，孔子也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身死而名垂，或以道德影响后人，或是以功业使后人受惠，或是著述言论启悟后人，这样的人就实现了他的生命价值。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那些没有死节但又名垂后世的烈丈夫立传。而他本人正是通过著书立言实现生命不朽，他有所作为的积极入世精神是孔孟儒家所推崇的。可见司马迁“忍隐苟活”的生存方式与黄老的“欲取之，先予之”的处世玄机完全不同。这也是世人敬仰司马迁的缘故。
【关键词】屈原；司马迁；宗族大生命观；“三不朽”观念
德国现代美学家赫伯特·曼纽什曾指出：一切艺术皆是对“死亡”这一现实的否定。文学是人学。生命意识与死亡观念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死亡意识进入文学作品，渗透进了文学家的心灵。
屈原和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他们的创作融汇了对生命的体验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他们对生死超越的态度给后代知识分子以启迪和影响。
一、中国古代死亡文化的两种特质
中国古代的死亡文化，“基本上呈现两种积极的价值走向：其一是为乐生安死，顺应自然，以和谐为其美感特质；其二为完善人生，舍生取义，以其崇高为其美感特质。” [1]
前者是道家死亡意识，后者是儒家的生死观。
道家提出一种“齐生死”的说法，讲求安于天命，顺应自然，趋利避害，珍惜生命。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道家的生死观成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一剂精神救命药，更是那些选择归隐山林、保留清白人格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但老子“贵柔守雌”的观点表现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意识，庄子把生死完全归咎于自然、天事，未免是一种宿命论表现。
在生死观上，儒家核心思想是乐生，回避死亡。孟子传承孔子所说“死生有命”的思想。但死亡终究是一个人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孟子主张通过修身养性完成个体对生命的追求，在生死抉择时强调舍生取义。
儒家建立的伦理生命观成为后代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实现理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动力和精神支柱，夏完淳《狱中上母书》上说“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但是也应该看到，儒家文化经历历代封建统治者“修正”，形成了一整套利于封建王朝统治的理论，包括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中国文化中生命价值的核心在于“忠”和“孝”，封建的生命伦理扼杀了个体生命的自由。
二、屈原的生死观
屈原是一个将死亡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最后自沉汨罗，以死明志。
屈原具有坚定的生命价值观念，坚持不懈地追求这种生命价值的实现。这种精神来自于他对死亡有着清醒而明确的认识。屈原出生在巫术之风盛行的楚地，但他对民间流行的死后灵魂的存在并不抱有什么幻想，也不相信长生不死之类的说法。他对生命的认识是理性的，在《离骚》里，他说：“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屈原不忌讳死亡的事实，《离骚》多次言及“死”一词，《哀郢》也有“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正因为屈原对自然死亡有着明确的认识，于是产生了生命短暂与理想远大之矛盾。
屈原生死观与儒家、道家不同，有天命观和宗族大生命观的色彩。他认为生命是上天所赋予的，包括自己的祖先和先考。《离骚》、《哀郢》等作品都流露出这种思想，“帝高阳之苗裔兮。朕黄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离骚》）“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哀郢》）他一再表白自己与楚王同宗同姓，振兴楚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宗族生命意识里有伦理道德的内容。儒家的伦理生命价值观以“道”为准则，遵循仁义道德。为传其“道”，孔子和他的弟子周游列国；为实现个体生命价值，战国时期士人也可以“楚才晋用”。屈原的生命观里比战国时期一般士人的生命伦理多了几许宗族大生命的色彩。屈原也不同于后世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忠孝”“节义”，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热爱祖国和人民，忧国忧民，“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他的政治主张和理想是与楚国命运紧紧相连的，并且至死不渝地坚守个人节操，这就是人们称他为伟大的爱国诗人而并不斥责其“愚忠”的原因。屈原的自沉是他践行其生命观的结果，屈原的形象永远被定格在投入汨罗江的一瞬间。
三、司马迁的生命意识
如果说屈原的“求死”表现理想和现实矛盾的人生悲剧，而司马迁的“求生”则显示出面对逆境和灾难时勇者的气概。司马迁因为“李陵之祸”的牵连，蒙冤下狱，后被处以被当时视为“最下”的“腐刑”，为此他多次动了死的念头，他之所以“隐忍苟活”的原因，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司马迁经过激烈的思想矛盾斗争，终于以先进的生死观使自己摆脱了“刑不上大夫“的封建名节观的桎梏，并从先贤孔子、屈原等人的身上吸取力量，看到自己应该坚持的人生道路，放弃“引决自裁”的想法，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也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对道家思想作了高度肯定。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太史公自序》）由于父亲的影响和从小接受的教育，司马迁深受儒、道思想影响。班固说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他对老庄思想有所偏爱。道家珍惜生命，反对为功名利禄戕害生命的行为，司马迁“忍辱著书”与黄老的“守雌”、“韬晦”也很相近。儒家反对无谓的夭死，认为对生命要采取珍惜态度，身的存在和强健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首要条件，所谓“爱其死以有待，养其身以有为。”（《礼记·儒行》）
司马迁思想的主体仍然是儒家思想，且在生死观与处世哲学方面对黄老思想有所扬弃。古人认为，实现人生不朽的途径有三种：立德、立功、立言，孔子也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身死而名垂，或以道德影响后人，或是以功业使后人受惠，或是著述言论启悟后人，这样的人就实现了他的生命价值。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那些没有死节但又名垂后世的烈丈夫立传。而他本人正是通过著书立言实现生命不朽，他有所作为的积极入世精神是孔孟儒家所推崇的。可见司马迁“忍隐苟活”的生存方式与黄老的“欲取之，先予之”的处世玄机完全不同。这也是世人敬仰司马迁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