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次区域合作理论”被国外学者普遍视为当前国际合作研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发展，但国内学者对该理论的跟进、评判乃至运用还十分欠缺。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以来，跨境次区域合作研究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从政策研读与可行性视角分析的文章较多，而从理论层面解读的文章较少。与此前以国家为参与主体、宏观化、整体性的区域经济合作相较，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次区域合作有其自身的特点，以区位作为核心单位，更注重中观甚至微观领域，具有包容性，关注边界从屏蔽效应走向中介效应与跨境区位经济功能的建构。
【关键词】次区域合作 理论创新 丝绸之路经济带 经济走廊
20世纪90年代，地缘区位理论基于边境地区的区位特征与演化规律，提出了次区域合作的理论模型，并引发了学界关于“区域合作”与“次区域合作”的比较与争论。相关争论主要涉及“区域合作”和“次区域合作”的定义、边境区位效用的转化、机制化和准机制化、规范性和灵活性、新理论与实证研究、对新理论的评价等内容。但在我国学术界，相关新理论的观点尚未进入国内多数学者的视野。
“一带一路”实质上是跨越边境的次区域合作。近年来，受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这类次区域合作发展尤为迅速。“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分别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9月、10月提出。它与传统的区域合作形式相较，集中于跨境地区的合作，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继承古丝绸之路开放传统，吸纳新地缘经济学的区位理论，秉持开放包容精神，将计划中的合作项目结合起来，汇聚成一揽子合作，争取获得“1加1大于2”的整合效应。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云南的桥头堡等都属于此类跨境次区域合作。
一、“一带一路”与跨境次区域合作的提出
“一带一路”与“跨国经济走廊”等上述案例无一例外是运用边境区位的独特性，把边境对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屏蔽作用，通过政府支持、网络联系、过境需求、企业集聚等转化为中介作用，挖掘边境区位优势，并以此带动跨境经济合作，将边境区由一个国家内部的“边缘区”转化为具有发展潜力的“核心区”，增进其空间可达性与辐射力，达到双方或多方共赢的目标。亚洲地区的跨境次区域合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种新现象，在过去的研究中又被称为“自然经济领土”或“扩展性城市区域”。1993年，亚洲开发银行指出，“次区域合作是包括多个国家精心设计的地理毗邻的跨界经济区。”1994年，新加坡边境区、马来西亚柔佛州、印尼廖内群岛之间三角地带构建“跨境次区域合作”。从上述定义与实例来看，“跨境次区域合作”是不同国家地理相邻的边境区间展开的协作。
从学术概念来说，跨境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指若干国家接壤地区之间跨国界的经济人或法人，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而实施的较长时期的经济协作活动。其本质是使生产要素在跨境次区域这一地域范围内达到自由流通，从而带来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与生产效率的提升。这种合作的发展有天然优势：一是自然、人文领域的地缘优势。跨界区两侧山水相连，从地缘的视角来看往往是一个整体，具有地理上的延伸性。诸如以河流为界，则多占据河流的上游或下游；以山脊为界，各自为南侧或北侧，基本上具有类似的地貌特征，还有相同的气候植被。这种具有同类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使其通常属于相近的自然地理单元，具有经济合作的便利条件，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合作的可预见成本。
二是空间作用强度与梯度延展。地缘空间作用理论认为，区域作用的强度在空间距离上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在空间上，表现为伴随空间距离的扩大，相互作用的强度减小，距离越大，作用强度越小，即具有空间强度衰减规律。因此，跨境次区域由于在边界的两侧，具有空间上的邻近性，相互合作的强度往往较大，而随着空间范围的延展，其合作的影响力也就越小，所以次区域合作往往比区域合作的强度更大，更易取得成效。此外，地缘经济学认为，边境地区具有梯度延展势能，这是其独特优势。不同国家往往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梯度，占有不同的资源要素，而边境区则作为不同梯度之间的过渡层与联系纽带，使不同国家间经济上的互补性得以实现，生产要素的跨边境流动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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