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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抑或中国大陆地区当年政治制度的设计者，可能都已经在实践中意识到，要使许多政党在一个缺乏多元主义世界观作为制度基础的政治体系中运作而不导致分崩离析，是困难的。但这种困难一直被西方的学者们所低估，也被意图向非多元社会输出民主的决策者们所忽略。因此，从多元主义的世界观是否具备来观察政党多元的能否存在，是重要的。而政党多元在多元主义世界观不曾浸润的地区，运作不良或不能长久，也如萨托利所说，是极为明显而少有例外的。或者换句话说，一国的政党制度，是必须长在自己的土壤上的。
　　当我们将比较的眼光投向世界历史的时候，也会发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血雨腥风式的、激烈的法国大革命的成就，远远比它激进的革命者们最初想象的要小得多。新的制度的确建立起来了，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法国的大革命者“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中继承了大部分的感情、习惯、思想”。而正是这些从旧制度、老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感情、习惯、思想一再地拖拽住法国前进的步伐。倒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尽管是一切革命中最温和的，却也是最成功的”。
　　也有论者举了日本和韩国的例子。说它们的现代政党政治制度是在二战后建构的，是制度移植成功的绝好例证。其实，苏力在十几年前就从法律制度的角度论证过将日本、韩国作为法律移植和理性设计成功的范例，可能是一种迷惑人的表象。他提醒我们，日本的法律制度是一种没有现代的现代化，是另一种现代。。笔者以为，苏力的这一论点可以推及到日、韩两国的包括政党制度在内的整个政治制度。事实上，在我们仔细考查日、韩两国政党政治的具体运作时，我们发现，这两个国家的政党政治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民族性，足以成为政党政治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可以并行不悖的最好诠释。
　　又有论者指出，中国大陆的政党建设，其主要任务应该在中国特色上下工夫，努力实现政党政治的民族化或本土化。如果这种观点旨在说明中国的政党政治理论和实践应该在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理论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政党政治理论与实践，这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这一观点意在无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无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政治文明成果，甚至打着“民族化”、“本土化”的旗号，拒斥作为近代以来人类有效管理社会、维系社会秩序并提升人类的类属尊严的政治智慧和制度设计，则极有可能会使我党在政党政治民族化的过程中失去应有的参照而迷失方向。
　　如果我们承认，在近代以来，西方在物质、技术层面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高峰，我们就应该承认，西方也同时创立了与这种产生先进的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大生产相匹配的高度发达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乃至文化制度成果。技术与制度，它们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学习西方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而将产生西方物质文明的制度、文化基础拒之门外，这正是当年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所犯的错误。
　　事实上，中国大陆政党政治的民族化，或者说建设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它们本身与政党政治的世界性并不矛盾。
　　如前文所述，政党政治的世界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民众同意这一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上这样一种真理性的认识，因此，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目标就应是尽一切可能获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增强民众对自己执政地位的认同。而政党政治的民族性特征，是动员型政党下命令一服从的组织结构所形成的公民一政党一公共权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未被理顺。因此，在政党政治的民族性和政党政治的世界性之间，我们发现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的消解正是中国共产党可以作为的空间。并且，现在即便是在既有的制度范畴内，也依旧存在可以作为的空间。
　　中国的各政党在辛亥革命至今近百年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各民主党派政治地位的完全平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建国60余年来，我们在内政外交国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证明这一制度总体上是适合国情的。在这一制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上述政党政治世界性的影子，也可以发现政党政治民族性的特征。而政党政治的民族性与政党政治的世界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可以对我党的改革提供如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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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党政治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交融与互动

2015-12-13 15:32　来源: 互联网作者：吴克峰浏览次数 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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