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人们头脑中长期存在的人治意识依然非常强烈，加之通过法治解决问题的诉讼成本和时间成本高以及后续的执行难等问题，很多老百姓遇到事情不是走司法途径，而是找政府、找领导，形成了问题“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意识，导致一方面司法机关提供的法律维权和司法救济资源闲置，另一方面政府机关忙于处理原本由法治途径解决的问题而无暇顾及其他事务的双重困境。

其次，法治意识淡漠还表现在公众缺乏规则意识，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双重标准，很多人仅仅将法律看作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而非自己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当自己违法时总是找客观原因和找关系，希望能得到法律适用上的例外对待。对于他人的违法问题，则不论是否存在主观过失或者客观原因都要求从严从重从快处理。

⒉法治思维缺失。法治思维是特定法律主体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自觉运用法治手段、标准和程序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理性思维。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不断深入推进过程中，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和广大公民的法治思维逐渐形成。各级政府在关系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事项的决策、社会问题的处理、社会矛盾的化解上基本上能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依据法律手段，按照法律程序来进行。广大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或出现责任纠纷时，基本上都能拿起法律的武器，依据法定的程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在一些地区、部门和人群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法治思维缺失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少数党政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人治思维依然强于法治思维和很多民众存在易于将法律问题道德化的思维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化进程经历了短暂恢复、快速发展等阶段，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重大决策的执行过程中被广泛运用，法治环境较改革开放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依法办事、依法化解矛盾和处理纠纷成为绝大部分党政干部日常工作的常态。但是，在一部分领导干部眼中，权力思维和行政思维依然远远高于法治思维，法律不是治国理政的利器，而成为了行使权力、推行政务和提高行政效率的障碍。在重大事项决策上，为赶时间赶进度，不经过法定程序就擅自决策；在执法过程中滥用权力，无视法律的存在和效用，甚至在少部分地区还存在“老子就是法”的思维。例如，2014年广东省英德县发生了该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3名辅警敲诈勒索一失足妇女，并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案例。这虽属个案，但社会危害性巨大，作为一线执法人员，缺乏必要的法治思维，其行为不仅损害着老百姓的实际利益，也有损法律的威严，败坏着党和政府的形象。

同时，普通公民中也普遍存在将法律问题道德化的思维倾向。在对待社会问题的认知和理解上，我国很多公民缺乏理性的法治思维，将原本属于法律调节的问题道德化，非理性思考倾向严重，部分个体处理社会问题的行为已涉嫌违法和对他人的侵权。以2018年初发生的合肥动车女教师扒门事件为例，女教师企图通过扒开动车车门来阻止动车准点开行的行为，从法律角度来说可能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破坏交通秩序罪，应根据当时情节和造成的后果，通过法律程序对该女子进行处理。但是在该事件发生后，一场原本用理性的法律思维来处理的问题被道德化，演变为一场人身攻击、群体攻击和地域攻击的道德闹剧。大量网友展开了对该女子的道德谴责，单位对该女子进行了停职处理，更有甚者对教师的素质问题、合肥人的素养问题进行公开谴责，并对该女子家庭成员进行曝光，這其中很多环节的行为已经涉嫌诽谤他人和侵害个人隐私等罪行。

⒊法治心理扭曲：认为法律和法治的公平正义供给不足。法治心理是特定主体在基于特定的经历和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法律权威、法律有效性、法律公平正义程度的较为稳定的主观认同和心理感知。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和普通公民的法治心理直接关系到法治这一治国理政基本方式效用的发挥和国家治理能力能否得到有效提升。健康的法治心理，有利于推动法治化进程加速前行，而不健康的、扭曲的法治心理，会大大影响法律在国家治理中功效的发挥，进而延缓甚至是使法治进程出现倒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经历了恢复重建、快速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等几个阶段，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深入推进，使得广大公民形成了较为正常而健康的法治心理，也更好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我们的党员干部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绝大多数都能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为公民法治心理的形成起到了正面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少数党政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淡漠，无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知法犯法，顽固执法，大搞权钱交易，将法律当做维护自身特殊利益的保护伞，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法律秩序，l1lsyHdFqXom9AR6Dt18Qw==冲击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权威的信任和对法治的信心。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有的公民对于法律的有效性和权威产生了质疑，认为法律是国家和政府用来约束公民自身而非保障其权利的手段，而执法者却可以不受法律制约，进而对从法律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监督等法治运行过程中体现出的公平正义感知度较低，形成了权力大于法、政策大于法、法律无效力等扭曲的法治心理，严重制约了法治化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