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治文化层面的冷漠

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4]具体表现为特定主体内在的对于法律价值和法律规范的信仰和外在的法律实施过程中的行为习惯。因此，法治文化层面的冷漠主要表现在法治信仰不足和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规范问题等方面。

⒈法治信仰不足：法律教条主义倾向严重。法治作为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律能否成为一种信仰以及信仰程度高低，关乎到法律运行的全过程，更加关系到法治的成效。卢梭曾经说过，“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伯尔曼认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当前，很多公民认为的法治靠不住以及“信访不信法”和“信权不信法”等法治信仰不足问题表现得较为突出。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以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法律基本原则和具体法律规范作为治理的依据和手段。相比于人治而言，这种治理方式本应得到百姓的赞成和拥护，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部分地区党政领导及工作人员法治信仰不足，缺乏法律至上、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解决问题习惯用行政手段取代法律手段，使得一些民众认为难以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律程序来维护和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原本就薄弱的法治信仰也遭遇现实的“冷酷”。

在寻求权利救济的途径上，无法通过有效的法律手段和正当的法律程序来维护和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法治现实，迫使民众寻求信访和直接找领导等法治外手段来维权。部分个体通过参与信访或者通过有关领导批示使问题得到解决、权益得到保障后，在群众中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使得更多的民众主动放弃司法救济而寻求信访等途径来解决问题，法治的信仰进一步被践踏，与法治文化建设的轨道偏离的越来越远。

⒉法治实施过程缺乏有效约束。法治文化层面上的法治冷漠，除了表现为法治信仰不足外，在立法、执法和守法等法律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缺乏有效约束的问题。

⑴部分问题的立法对“公意”体现不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权力的最终来源和拥有者。卢梭认为，法律必须要体现公意。立法机关在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时要以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利益为基准，不能体现人民意愿和利益的法律很难称得上是良法。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过程中，绝大部分法律法规都能很好地体现和保障人民的利益，但也有少部分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存在着对“公意”体现不足的问题。以房地产税征收为例，依据税收法定原则，房地产税的出台要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这一点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已经得到了保障，但是民众反映强烈的不是该税种何时征收、税率多少、起征面积等问题，而是是否应该征收这一涉及到百姓切身利益的税种的问题，显然，立法机关在并未充分考虑“公意”的前提下就仓促决定税种的开征。

⑵选择性执法。“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治必行。”在执法上，有些地方的执法部门从地区和部门利益出发，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执法，规避对自己不利的执法，甚至还出现过钓鱼执法的问题以及执法中违法现象。例如，部分地区的交警在执法过程中任意变道、抢红灯、恶意设置交通限速标志等问题，就是典型的选择性执法，给民众在行为选择和规则遵守上提供了不良的示范。

⑶守法机会主义的存在。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在广大民众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漠和法治信仰尚未培育起来的情况下，法律被很多民众当做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守法上的搭便车现象与违法上的法不责众心理是法律在适用过程中的一种现象。“通常情况下，当法律规定符合人的自身利益时便会自觉遵守，否则就会使其更容易倾向于突破规则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当这种思想出现在一个群体中时，就可能会被进一步发展到与法律规则相抗衡的程度，于是出现了‘守法机会主义’”。[5]守法机会主义的出现和存在，使得人们守法的确定性大打折扣，对于自觉遵守法律习惯的养成非常不利，法律被当成了维护利益的手段而非信仰和遵守的规范。

⑷司法不公现象不同程度存在。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6]近来年，我国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审判制度和体系不断完善，案件审判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但是出现的少量枉法裁判、冤假错案等司法不公现象（例如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河北聂树斌案等），影响了百姓对于司法公正的信任度，进而影响了法治文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