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治冷漠的生成逻辑

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不断推进和公民法治意识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法治冷漠在不同群体中不同程度的存在，有着内在的生成逻辑。法治冷漠的生成既与我国经历漫长礼俗社会的历史导致法治传统的缺失有关，也与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忽视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塑造、法治运行成效不佳和一小部分以党政领导干部为主体的“关键少数”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身试法有着密切关联。

⒈漫长礼俗社会的历史导致法治传统的缺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将人类社会分成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两种类型。礼俗社会中组织的基本单元是靠血缘和地缘维系的家庭和族群，社会关系是本能的和惯常的，靠身份、习俗和等级权威来调节。法理社会中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上，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依靠主张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法律。

我国长达2000余年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主要依靠儒家宣扬礼治来维系，秦朝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韩非子的法治主张，但也仅仅将法律作为惩戒官员和百姓、维系集权统治的世俗化的工具和手段，而非引导百姓养成人类自始追求的正义、平等、自由等神圣的精神价值。等级森严的礼俗社会塑造的是礼与法的分庭抗理和法治传统的缺失。从意识层面而言，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礼俗社会的等级身份意识尚未完全转化为法理社会平等的公民意识，老百姓在遇到纠纷时的诉求呈现出纵向而非横向的解决方式，遇到问题找上级、找领导、找一把手而非找律师仍然是很多人的习惯。

⒉法治精神培育和法治文化建设落后于法治制度和体系建设，执法者和普通民众的法律教条主义倾向严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在曲折中前进，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立以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公民的法律意识得到了普遍性的提高，公民开始更加自觉和主动的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由于法治精神培育和法治文化建设的滞后，以及法治体系的不透明和不系统，致使公众对法律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法律规范这一工具性层面，并对具体法治运行过程疑虑重重，法律教条主义问题严重，执法者也经常处于没有领会法律的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机械式的按法条执法的状态。伯尔曼认为，要充分认识到法律不是单纯的工具性的客观规范，更包含着人类自始追求的正义、平等、自由等神圣的精神价值。将法律用作教条而非信仰的法律意识，带来的结果便是一般法律工具无法给主体带来明显效用时，便被置于一边无暇顾及，法治冷漠随之凸显。

同时，法治教育和法治宣传重规范、轻精神的导向也加剧了法律教条主义倾向。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宣传过程中，过于重视对法条的解读，忽略了对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和法律基本原则的宣传和解读。电视和网络媒体法治栏目不适当的宣讲方式也不利于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某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法治栏目，更多是在讲故事，重视案例情节、作案手段和作案过程的介绍，忽略了法治节目的本意是引导公民养成尊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意识，以致出现了部分犯罪嫌疑人模仿节目中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手段这种荒唐的后果。

此外，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没有做到全覆盖，中小学在重视德育的同时，法治宣传和教育存在空白。中小学阶段对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国中小学的德育教育在课程设置和活动组织上已经非常成熟，但法治教育课程没有设置，中小学生的法治意识几乎是空白，造成了遇到事情、处理问题和化解矛盾主要靠情感和道德的意识，对其进入成年后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的养成非常不利。

⒊法治实践运行成效不佳带来的负面效益。如何认识法律、如何理解法治对于法治的信仰有很大影响。在学者看来，法律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法律条款，法律是抽象的，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人民公意的體现或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法治是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与学者对法律和法治的认知和理解不同，广大民众对于法律的认识和对法治的感知显得更加的具体和现实，对他们而言，法律就是保障法律关系主体彼此权利和规定各自义务的工具。法治作为法律运行的实践环节，只有让参与其中的人得到权利的保障、感受到法律制定和执行中的公平正义，才能引起公民参与法治实践的兴趣并进而在后续的法治实践中产生对法律的信仰和法治的推崇。

法律对于公民来说，是维护和主张权利，获得和保障正当权益的手段。公民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法治心理的产生和塑造，往往与在法治实践参与中获得的结果和成效成正比。法治实践中，选择性执法、司法不公、判决执行难等法治运行障碍，导致公民对于法治建设参与不足和法治信仰弱化，进而产生程度不同的法治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