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上述五篇小说的“结构方式”貌似和这位后现代主义小说大师的绝大多数作品之间有着很多的相类性。但是，仔细考量二位作家的小说诸文本，就会发现残雪小说与后者之间的某种似是而非性——以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为例，我们发现，全书共七章，以《失去的信件》为题统领第一章和第四章，主要涉及的是记忆和遗忘主题，《母亲》作为第二章则是对这一主题的戏拟；《天使们》以探讨笑的不同含义为主题，统领第三章和第六章；第五章的《利多斯特》补叙了另一种可笑；第七章《边界》则是从另一种角度继续讨论可笑的问题。分析结果表明：这部小说既有昆德拉上文指出的旨在维护传统小说结构完整性的外结构层面，也有在外结构层面上生发的以“笑”和“遗忘”两大主题为凝聚不同情节序列的内结构方式。事实上，外结构和内结构的交替出现，成功地实现了昆德拉在“情节”和“结构”上力图将上半时和下半时小说在“历史之线断裂之处将其重新接合”的拓展魄力。
而以之重新打量残雪的五部“魔幻象征化”小说乃至其目前发表的全部七个长篇，就会发现，论者之所以说残雪长篇小说“情节性”稀薄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小说述说的故事均缺乏使得各个不同主人公经历的孤立事件、故事中各个不同的独立板块转化成内聚性极强情节序列和由此结晶的有机篇章结构的质素！——这种黏合故事事件、内聚故事情节、调度故事内外两种结构使之系统化有机化的质素——就是残雪一直没有真正找到的孤立故事事件之间的黏合剂。
三、残雪长篇创作突围的三种可能性路径
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为魔幻而魔幻的猎奇、志怪化的不良创作倾向而外，情节序列的离心、结构形式的散乱已经构成了残雪长篇小说继续突围的瓶颈。而在这形式危机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残雪思想美学内蕴有待进一步提升的更为核心的本质问题——正是这种思想美学内蕴的孱弱才导致残雪找不到那种神奇的使得长篇小说故事得以将流浪在故事中的不同人物和事件化零乱为整齐、化腐朽为神奇从而显示出自己是一个生气灌注的有机整体的“神奇黏合剂”！基于此，真诚地面对创作实际，走出此前由不无偏颇的哲学思想、自我设限的现代化视界和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构成的禁锢之牢。从最广阔的思想、哲学、美学、艺术等世界中多方面汲取营养以涵养提升自身的写作水平才是残雪结束辗转游弋的状态实现真正破壁突围的大道与通途！
对苍生民瘼的现实关注、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积极认同和对当代前沿哲学精神的吸纳汲取是作家获得这种思想美学提升从而步出危机所亟待注入的三种新鲜血液。
19 世纪上半叶的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认为，文学作品中的人民性既代表着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良心，又是所有真正优秀作品必须具备的必要条件。将自己据于人民性的高度，对于时代苦难苍生民瘼始终怀抱着像雨果、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宗教般虔诚的悲悯情怀理应是任何一个作家的首要价值取向，不管这个作家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现代主义作家。对此，罗杰·加洛蒂曾这样说过：“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表现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形式……没有非现实主义的、即不参照在它之外并独立于它的现实的艺术。”⑩这段话从知识分子应有的普世化现实主义精神的高度深刻地指出，在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而外，在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小说作家笔下并不应该缺乏对其所属时代的现实反映和反抗！是的，从奥地利的卡夫卡到爱尔兰的叶芝和乔伊斯、英国的沃尔夫、法国的萨特和俄国的布尔加科夫；从日本的川端康成、美国的冯尼戈特、法国的西蒙、拉美的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鲁尔福到捷克的米兰·昆德拉，等等，在他们那饮誉全球的经典作品中哪一部不流淌着对时代苦难的现实关怀？比起新时期同代中国作家中的莫言、北村、吕新、格非和余华等现代主义先锋小说作家而言，残雪的长篇小说中对现实的关怀显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对中华古老民族文化和古典文学、小说艺术传统的鄙夷不屑，一直是残雪为文坛广为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无论是从作家的民族文化认同方面还是从作家思想美学资源的获取途径方面而言，对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度的小说作家，在对待自己民族传统中的优秀文化、文学遗产时，都不应该采取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这样只会画地为牢，自行限制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潜在成就。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以此赢得了很多西方现代精英的青眼有加。譬如雅斯贝尔斯就称赞老子是一位“从根源上思维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家”或“原创性形而上学家”，将他与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阿拉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柏罗丁、安瑟尔谟、斯宾诺莎、印度的龙树并举。而针对有人对中国哲学的批评，莱布尼茨说：“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概念不相符合，这真是狂妄之极！”11一方面，任何古典的文化艺术固然不可能超越时代，有其不够“现代”的一面，但倘若仅仅用庸俗进化论的眼光来对待传统文学艺术，就无法解释古希腊悲剧和中国唐诗的辉煌和不可重复性！对于那些盲目以西方唯马首是瞻而鄙弃中国传统如敝履做法的偏激主义者，鲁迅先生早就对之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对于民族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取舍，他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指出：“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试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2这种兼取二者、不可偏廢的精神显然也充分地践行在其小说创作之中——事实上鲁迅的小说创作在汲取西方艺术营养的同时，自始至终都没有脱离“民族化”的轨道。设若没有对中国古典美学强调“神似”传统的精湛理解，没有在《中国小说史略》著述中对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白描传神”“动态描写”等多种美学积淀的深沉体悟和承传发展，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其堪称“圆熟”后的一些重要篇什中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形象乃至小说的形式或结构格局中都充盈着民族化气息反而找不到什么西方色彩或异国情调的悖论式现象了。放眼世界，从日本的川端康成、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到拉美“爆炸”文学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世界级经典小说作家，在把世界现代思潮和民族固有血脉相结合的民族化、现代化的取舍上他们无不和鲁迅先生一样做出了二者并重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