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世界前沿哲学主题的当代嬗变，对于坚持先锋写作姿态的残雪而言意义尤为重大。应该看到，自“二战”后期以来，西方的哲学主题已经开启了从“物的时代”向“情的时代”的大步迈进。

反溯历史，自初民时代的童年期起，源远流长的人类文明，即开始向着一条为争取自由、解放而进行不懈斗争的艰难曲折之路。由是，彻底消除人们之间的各种压迫、剥削和不平等，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几乎是亘古至今中外不绝如缕的思想巨子、仁人志士们都在思考和回应的一大根本问题。对于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自欧洲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现代化步伐加快以来，人们显然变得乐观了许多。伴随着18世纪科技革命的滥觞、19世纪进化论的提出，这种面向未来“无限发展”的社会永恒进步说几乎成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历史观：许多人都想当然地以为，一个充满公正、公平、正义的人间天国即将在世俗的大地上巍然建起。

然而，充满吊诡的人类文明进程并没有因为历史乐观者们的希冀而由此真正走上一条畅通无阻、无限光明的康庄大道，由以“血和肮脏的东西”写就的19世纪踏入的20世纪的人类更是堕落到了一种“新的野蛮状态”（语出阿多诺）。于是乎，许多感同身受的先知先觉们很快意识到：历经艰难挣脱了“神祇”和“君主”双重锁链的“人本”社会尚没有消退自身理想的光辉之际，很快又被戴上“物化”社会新的奴役桎梏！面对着这一追求“全面解放”的龙种却结出“物化”跳蚤的悖论时代，在由马克思和伯恩施坦提出的暴力、和平两种社会主义反抗方案而外，在文学艺术中，除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领域，一批批全新崛起的现代主义艺术大师们也同样在艺术中进行着质询和反思。人类究竟向何处去，究竟怎样消除异化，消灭极权，使人性复归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引发了以雅思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存在主义哲学家在继承和薪传尼采、克尔凯廓尔等早期先行者思考基础上的继续追问。——在此背景下，无论是雅思贝尔斯提出的“生存哲学”型的“存在主义”、梅洛庞蒂提出的“身体-主体”型的存在主义、萨特提出的以自由选择反抗荒诞世界型的存在主义、加缪提出的“在生活中创造意义”型的存在主义，还是海德格尔倡导的“将‘世界’植入‘大地’”的“此在”型的“存在主义”主张，都能够在努力将人从物化和非人化的荒诞存在中还原自身、祈求重返人类那屹立于澄明境界中的精神家园这一人道主义层面上统一起来，这种存在主义的哲学追求和要求回到生活，回到实践，回到现实，回到人的真实生存本身的“主体间性”哲学思潮一道，在人类历史历经了“神的时代”“君的时代”“人的时代”“物的时代”以后，正在朝向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和谐发展的“情的时代”扬帆续航。

本来嘛，以卡夫卡们为代表的“二战”之前的那一批现代主义小说大师所取得的创作实绩委实让人高山仰止，足以彪炳于世界小说史册，对于这一点谁也不能、也不想去否认，但是，世界文学中的小说长河，却不能因他们这一代的消逝隐耀而干涸断流。所谓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譬之小说则才人代出而风骚各擅。薪传至今的各国当代小说作家在新的时代理所当然地也会取得属于他们自己的辉煌、建造属于他们时代的自己的丰碑！倘若在世界文化、哲学、文学较之“二战”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今天，仍旧在小说文本中继续消费卡夫卡的时代病症不能说是没有意义但毕竟难逃重复自我的窠臼拘泥。

正基于此，积极补充“二战”后期以来以存在主义、主体间性等哲学中蕴含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切实将之作为自身写作创新的新鲜血液对于残雪来说刻不容缓——所幸，我们在其若干小说中多少看到了作者的这个努力尝试。譬如在《边疆》中出现的那个神秘的“空中花园”意象和在《最后的情人》中作为主人公乔理想憧憬的“东方雪山”理想国，在《黑暗地母的礼物 上》的“猎人阿迅”一章则甚至是直接出现了海德格尔的人名符码，我们且来看以下两个场景：

阿迅是狩猎高手，这门家传的技艺使他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七年前，他因为失恋一度消沉，决心远离人群，于是在好友的帮助下在陨石山修建了这个石屋，离开父母到这里独居……在漫长寒冷的冬夜，阿迅逐渐发展出了阅读小说和诗歌的爱好，除了文学，他后来还读起哲学书来。13

“那怎么行！这是您的家。我吃完饭就要回去。不过我想把那本海德格尔的书借去读一读。我们猎人应该属于读书人一族的，我们天生适合读书。要不是——唉，还是不说了。”分手时，阿迅将海德格尔的书送给良伯了，良伯高兴得跳了起来，说：“我做梦都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派上用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