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73处出现“火车”。火车，也是一种象征，表征了一种现代生活，是二傻和村民们走出大山、连通外面世界的载体、中介，富有足够的神秘感、蛊惑性。对火车的稀奇、坐火车的向往，也就是对外面世界、现代生活、城市生活的期盼和想象。所以，吹牛作为二傻行动的缘起，第一次吹牛受挫，是发誓马上去县城，从而有了二傻上城记的种种奇遇。第二次吹牛，是修完枝柳铁路回村跟春杏成家后，当有人问二傻“见过火车没有”时，他说自己火车“坐了一天一夜”“一直坐到南宁”。这句谎话恰恰是致命的，才有了后来坐汽车到南宁探望女儿女婿返程拼命也要坐一坐火车的情节发生：因为这句大话谎话是他的心病，不兑现让他做人没了底气，也才有了二傻殉身于火车、南宁的结局。火车、南宁、南宁女知青、国家粮，是二傻毕生奋斗的目标，但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他是一个梦想家，也是一个行动者，但只能成为一个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殉葬者。

此外，书中还有240处出现“死”，在在显示乡村生命的脆弱。书中一开场是二傻出生，带有桂西特有的喜庆和谐谑色彩，仿佛好日子指日可待，新社会新生活马上到来。但等二傻到了七八岁，大饥荒让王家坳马上成为人间地狱，一连串的死亡事件纷至沓来。第二章的前半章节，也就是在二傻的“中兴”道路上行进时，二傻似乎真的要跳出大山吃上国家粮，但随即发生春杏爹的死亡并托付春杏的终身。春杏爹的死引发他的家庭崩解，失去支柱、陷入巨大悲痛和绝望的春杏娘春杏婆很短时间内同一天辞世，这个家庭只剩下了哑女春杏！二傻春杏相依为命，过到了一起，并很快有喜。书中叙述者忍不出来评述说，“你看他们两家，死的死，跑的跑，就剩了二傻和春杏俩人，现在有后了，真的是大喜事哩！”可惜，喜事不过十个月，马上丧事又来，春杏死于难产，拼死拽出来的孩子忆娘，一出生就没了娘。二傻拉扯忆娘长大成人，读完高中，忆娘虽高考失利，但所幸遇到大学老师蒋一凡，被带到南宁工作结婚，由此获得拯救。二傻跟女儿去吃国家粮的好日子这次似乎真的触手可及了。但南宁探亲之行成为二傻人生的告别，失魂落魄、梦想彻底破灭的二傻迎来了他最后的失败，走向了他的人生末路，以血淋淋惨不忍睹的形象，葬身于他所梦想的、假想的、吹牛的、夸耀的另一种生活镜像之前。

二傻赤裸裸一无所有地来，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本本分分做事，对世界充满幻想，对他人充满善意，最后一无所有地离开这个世界。故事结束前，忆娘和蒋一凡说“等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就请二傻去跟他们住在一起”，不再分开，但二傻再也看不到重聚的那天了，死时甚至不曾、来不及、也不知要对这个世界说些什么。

但他最终还是以血肉之躯，完成了他的承诺，兑现了他夸下的海口，并以一种纪念碑的姿态，完成了他对那个时代的控诉，也完成了对苦难不断但顽强乐观的桂西农民群体的致敬。

时过境迁，历史上的这种种“厄运”可能被渐渐忘却，但作者笔下的饥荒图、末世景却仍在活生生晃动。历史活过来了，无数的冤魂仍在游荡和哀嚎，历史被赋予了生命，集体记忆得以复活，在读者面前开始了诉说。小说不是历史，但小说就有这种形象化的能力，有这种还魂之术，让历史穿越时空在现实中显影。

四

《落尘》几乎涵盖了上世纪5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中国广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不同阶层和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几乎都以编年体的形式呈现了50年桂西历史发展的轮廓，也反映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作品所描写内容不仅使小说具有了严格的历史框架，更使小说的想象图景具有高度真实的历史感。无论是大炼钢铁的场面，还是大饥饿的人间地狱；无论是村民的淳朴与善良，还是乡镇干部的欺骗与使坏；无论是乡村的凋敝与闭塞，还是城市生活的新奇与刺激……每一个场景，小说中都有详细和周到的描述。这种摄录式的纪录，为真实地再现当时的场景，为后世了解50年间桂西城乡的生活，提供和保留了宝贵而又可靠的资料。

孙向学善写动作、写场景、写对话、写冲突，而不太愿意写静态、写静物、写心理，总能把作品写得热闹蒸腾，锣鼓喧天，引人入胜。他的豪侠忠义，江湖气质、广交朋友，使得他成为深圳这座城市不停留的行走者、夜游神，从而也成为红尘滚滚的城市生活的见证者和窥视者。他的对自然、物候的敏感多情，博物学者的五蕴和脑子，对地方性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了解和兴趣，对民俗风情、人情物事的投入和融入，到任何一地他的有心和无分别心，总能让他成为土地之子和城市之子，成为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历史的书记官”。但孙向学不拘一格、不拘小节、天马行空的天性，又使得他轻易进入不了某种主义、模式、类型，比如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当中，作品写得野性蓬勃、汪洋恣肆、元氣充沛，是一种无法归类的写作。

当然，无法归类也不妨尝试归类，就他的写作手法或者作品呈现出来的特点来看，是有着一定自然主义写作的代表左拉所尝试、命名、阐释的自然主义倾向的。巴尔扎克意义上的“书记官”显然是无法容纳他的美学特质的。如左拉所言，作家应当成为“真正的工匠、解剖学家、分析家、生活的探索者、有关文献的编纂者”，比之巴尔扎克对生活的复制、再现、记录要严格得多，也复杂得多。孙向学如同左拉，他并不追求“典型”“这一个”，也从不企图赋予一个人物、一个故事“本质”化或“理念”化或“世俗”化的东西，文学在他的眼中，就是写出一种严苛的真实，让“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这种纯客观，是最接近事物本来面貌的描写，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存在。在孙向学繁复的不厌其烦地还原式描写中，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按照小说中的场景去复原当时当地的植被、建筑、物候、饮食、服饰、交通、交易、道路，这些身临其境的感觉也正是自然主义小说带给读者的阅读的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