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城在与《繁花》作者金宇澄对谈中就讲，中国一直强调现实主义写作，但最根本最需要的却应该是自然主义。左拉也认为，巴尔扎克没有达到书写现实的极致。因为只有将现实的无尽细节写到极致，写作者才能探到现实主义书写的底线，进而才能把握自己的写作处于怎样的写实程度。④

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向学的写作恰恰写得细节够细，构图水平精准，还原能力惊人，人情事物、历史掌故、风土民情、岁时节令、植被物候尽在掌握从不露怯。而且，世俗与个人的价值标准在这个作品中大抵是付之阙如的。正因如此，反而使得作品具有更广阔的阐释空间，并溢出了文本。

孙向学用一部小说赋予茫茫无边的50年桂西城乡简史一个形式和框架，赋予混乱的乡土经验一个形态和形式，选取了三个年头发生的主要事件，以三个横截面、顺序、倒叙、预叙等方式勾连起前前后后的若干节点，显得面目清晰。貌似二傻的形象和性格颇具典型性，似乎是批评现实主义的路数，但这种典型性其实恰恰是一个副产品，对于二傻，作者其实做的恰是非典型化处理。作品的本意并不是要写一个传统现实主义的大题材、大主题，而只是专注于桂西农人庸常、世俗的原生态生活，写一个尘埃一样的小人物的琐碎无比的生活。作品毫不关心笔下人物的典型意义，只是将他们俗常的欲望，俗常的状态作“还原”式的呈现。

孙向学的语言明白清晰，不避粗俗。而且这种粗俗而非优雅的选择，原因在于更契合人物身份。作者的语言也是激越而丰富的，让人感到了一种动荡不安的情感——这是孙向学语言的精魂。作者的灵魂是不安分的、野性的、放纵的，从而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革命的，因此他的文字显得力量感十足，情感激越而饱满，富有大河滔滔一泻千里的激情。孙向学的风格也许可以概括为开阔和形象化，归纳为刚柔并济。如巴比赛评论左拉所言：“左拉的风格简朴，明白易懂，扎实稳重。尤其是，它的风格生动活泼，可以说十分丰厚。左拉挥笔如有神。……这种奔放的描写在所有人的脑海里始终留下和本人经历一样的动人记忆。”⑤

通篇下来，可以感到全书有一种内在的旋律、腔调，愤激的，哀伤的，无奈的，甚至有点骂骂咧咧的，书中，60处出现“麻屄”，580处出现语气词“哩”，150处出现“郎个”，249处出现“啥子”，作者就是敢于肆无忌惮、乱拳打死老师傅，以大量极其口语化的词汇，营造了浓郁的桂西民俗风情，也隐含了叙述人包括作者的立场和态度。对话中方言土语的大量使用，既是还原真实语境所需，也为了增加人物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同时，粗俗语言的进入，也是作品的基调所需要的，不是书面语、文雅词所能替代的，否则就成为了两张皮，作者或隐含作者的立场就成了高高在上的同情和代言者的清高姿态，这显然与真实作者的心态是不相符合的，作家孙向学在桂西成长20多年，早已跟这片土地、大山血肉相连，与父老乡亲声气相通。因此，全书的叙述语言总体来讲口语化色彩鲜明，但又做到书面语与口语兼容并用，忽雅忽俗，忽庄忽谐，忽长忽短，错错杂杂，营造了一种参差错落局面，颇有灵动感。尽管文中使用成语之处很多，但成语后面，随即加入了口语化的表述，迅速消解掉了成语带来的庄重，而让叙述节奏起了變化，表现力更强。

可能是无意，《落尘》全书三个章节，某种程度上偶合了奏鸣曲式的结构：第一章是形同快板，呈现二傻的童年成长和他的家庭变故；第二章类似慢板，呈现二傻的青年行状和“优胜纪略”，呈现个体命运与时代政治的关系；第三章是速度稍快的快板，故事所有人物都各得其所，矛盾的解决是飞鸟各投林。第一章10年左右的跨度，情节发展紧凑、集中、激烈、紧张，最有行进感；第二章20年左右的跨度，总体来讲写得舒展、抒情、开阔、缓慢；第三章跨度最长，22年左右，这最长的时段，情节发展速度最快，节奏最紧，文笔最简，快速通过，快速收束。三个部分，截取三个年头，勾连前后枝节，写了二傻的一生，全书用力不做平均处理，而是有轻有重，有徐有疾，有涂抹有点染，有合唱有独奏。作品体现的批判功能主要由第一章承担；主人公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由第二章承担；对二傻为代表的桂西农人的歌哭，主要由第三章承担。第三章的批判功能也有，但无法强过第一章，而是进入静水深流阶段，直到结局再起高潮，以强烈的情感完成全书的收尾。但隐含在三个章节中的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套用交响乐奏鸣曲的曲式概念），却一直是以偶合、疏离甚至对峙的关系而存在的。主部主题是个体命运，副部主题是时代环境。二傻作为主部主题的行动者，李叔作为副部主题的承载体，二者头尾相贯，形成对应、对照、对比和对话关系。

总体而言，这个作品是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这个视角又是选择性的，有限性的，隐含作者总体通过叙述人发声，似乎无所不知，站在50年后的历史高度，回溯一个桂西农民二傻的一生。但在叙事过程中，叙述人有时又从全知全能视角，跳到了故事中人物的身上，比如二傻、李叔、张华甚至春杏，附体其上，以人物的视角来感知和发声，人物被赋予了更大的言说权力，让读者拉近了与人物的距离，并增加了小说的戏剧性和情感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