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徐氏看来，孟子的性善论不仅是德治的人性论基础，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人性论基础。“一切的极权政治，皆来自对人的不信任，而民主政治的真正根据，乃来自对人的信任。”同上，第262页。以至在徐氏看来，孟子的性善论表现在政治层面，即是确定人民是政治的主体。孟子所主张的政治，实际是以人民为主的政治，而非一般人所认为的只是以人为本的政治。“他（指孟子，引者注）代表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最高的民主政治的精神，只缺乏民主制度的构想。而他的政治思想，是与他的性善说有不可分的关系。在他所构想的政治生活中，乃是发出各人内心之善的互相扶助的社会；即是把个人与群体，通过内心的善性，而不是仅靠强制的法律，以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才能真正使自由与平等合二为一。”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168页。徐氏并且强调：“当前民主政治从各方面所发生的危机，及在国际政治中所受的限制，须要在性善的共同自觉之下，以建立人与人的精神的纽带，才能加以解消、扩充，以开万世太平之盛。”同上，第169页。在徐氏看来，孟子建立在性善基础上的政治思想已经确立了民主政治的精神，也只有建基在性善基础上的社会才能保障民主社会所要追求的自由与平等得以真正实现。何以故？因为以仁义为人性的性善论保障了人自由自主的道德自律权。反之，否定性善的性恶论或性无善无不善论则只会以仁义为外在，最后难免戕贼仁义，导致孟子所说的“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的状况。因此，仁义的内外之辨关系甚大。
二、仁义内外之辨的政治解读
孟子主性善，且以心善言性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这是认为人本有仁义之性，非由外取。与之相对，告子则主“生之谓性”，认为“性无善无不善”，仁义只是外铄而来。关于孟子与告子的争论、性善及性无善恶之辨以及仁内义外之辨，我们这里着重分析两人关于杞柳与桮棬之喻的辨析。因为在徐复观看来，杞柳与桮棬之辨不但关系到人的道德自律问题，而且可以由此影响到政治层面以至人类的前途命运，知微见著，关系甚大，不可不辨。我们先引原文如下：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上》）
这段话涉及三层关系，即杞柳与桮棬的关系、人性与仁义的关系以及两类关系的类比。孟子的意思其实很显白，即人性可以顺之以为仁义，而杞柳必待戕贼之以为桮棬，是故两类关系不能类比。对人而言，是顺人性而为仁义，“顺性”即“率性”。焦循说：“盖人性所以有仁义者，正以其能变通，异乎物之性也……仁义由于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岂可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杞柳之性，必戕贼之以为桮棬；人之性，但顺之即为仁义。”［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34页。焦循的解读紧扣孟子的意涵：人之性善即以仁义为性，因仁义能变通，顺此本性即为仁义；而杞柳之性不善，因其不能变通，必待戕贼之以为桮棬；因此不能以人性为仁义比作以杞柳为桮棬。总之，孟子不满告子的类比，而认为只能顺乎人性以为仁义，不能戕贼人以为仁义。告子之所以有此类比仍然是囿于其“生之谓性”的观点，而孟子极力批驳这种类比，也是出于其以仁义为性的性善论。后来的荀子其实也是迷于告子之说，不知仁义为人性（人之大体）之实，顺之以为礼义，却偏以耳目之官能及其所起之欲望为人性（人之小体），必逆之（化性起伪）以为礼义。所以他说：“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性恶》）果如是，则人性无仁义之实，而礼义都从外起，人便失却了道德自主的尊严。所以，徐复观认为荀子的人性论实与告子接近，并批评荀子说：“他以求善来证明人性之本来是恶，但何尝不可以求善证明人性之本来是善？善恶的本身都是没有止境的，人不因其性恶而便不继续为恶，则岂有因性已经是善，便不再求为善之理？”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216页。这即是说求善同样可以证明人性本来是善，求善正是率性而为。孟子以仁义为性，也并非说不需进一步为善了，而正是要把此仁义之性推扩出去。所以孟子才有一番存养扩充、集义养气等工夫，正是要人能顺全此仁义之性。
总之，为仁为义一定是顺性而为，一定是道德自律的结果，而不能如以杞柳为桮棬那样是戕贼的结果，这样才能保障人的道德尊严。徐复观说：“顺人性之善以为仁义，这是顺人的自由意志以为仁义，这是人的自由的发挥。靠外在强制之力以为仁义，则只有以人类的自由意志作牺牲。”同上，第177页。在徐氏看来，戕贼人性以为仁义或说靠外在力量以为仁义只能导致两种不良的后果：“一是为了保持自由而不谈仁义，这是许多道家的态度，也是西方文化二十世纪的主要趋向。另一则是牺牲自由而戕贼人以为仁义。”同上，第177页。就前一后果而言，徐氏认为告子“性犹杞柳，义犹桮棬”的说法正可看出其说与道家为近，即轻仁义乃至以仁义为贼性。这也源于其“生之谓性”的观点，而这一观点也与杨朱“重生”“贵己”的说法相通。孟子辟杨朱为“无君”，显然不赞成道家这种贵己、自由放任的主张，因此极力道性善，以仁义为内在，称扬尧舜孝悌之道，志在一个守望相助的理想社会。就后一后果而言，若仁义都由外出，则仁义可以被人任意捏造，最后难免成为牺牲大众自由的手段与幌子，一切专制集团如近代的法西斯都是如此。徐复观不无忧虑地说：“因戕贼人以为仁义，致使天下之人讳言仁义，反对仁义，这正是孟子所说的‘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同上，第178页。因此，孟子仁义内在之说绝非仅仅关涉人的道德自律问题，实际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论题，不可轻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