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环境产品贸易面临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制度性制衡

当前，在国际贸易协定中针对环境产品与服务的关税税率正在逐步降低，关税已经不是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关键障碍，但以海关行政手续、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等为代表的非关税壁垒正在成为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所必须解决的制衡性因素。鉴于各国不同的经济基础与法律制度体系，其在对本国环境问题进行治理中所采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导致相关环境产品市场准入条件的多样性，尤其是在政府采购透明度、环境产品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域特性，使得境外环境产品与服务进入本国市场所必须面对的显性或隐性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激增。考虑到环境产品使用范围的公共特性和特殊技术属性，其已成为政府采购清单中的重要产品，基于此WTO 的《政府采购协定》已明确要求参与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但为扶持本国环境企业发展，不少国家仍会在政策上均优先给予本国企业更大的优惠，也鼓励政府采购时优先购买国货，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对境外环境产品的排斥性与歧视性。因此，对于我国环境产品出口而言，不少发达国家看似并未征收高关税，但其对于本国环境企业的扶持、对于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无形中加剧了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制度障碍，如何规避这类制度性的制衡已成为我国环境产品贸易发展所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三、我国环境产品贸易未来发展路径选择

（一）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产品贸易谈判，逐步提高贸易规制制定话语权

国别制度间的协调统一直接影响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国际通用的标准制定话语权，既是国家间贸易竞争的重点，也是以国际准则促进本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贸易大国，中国为实现环境产品与服务对国际市场的充分占有，应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产品贸易规制谈判，不断提升贸易规制制定的话语权，既要关注国内标准体系的完善性，更要关注这一标准体系的国际性，即通过参与国际环境产品清单的修改与制定工作，实现国内环保产业政策与国际准则的完美接轨。同时，要以贸易大国、环保大国身份积极主导相关环境产品的贸易谈判，在坚持现有环保政策基础上，力推环境产品相关技术的国际扩散，避免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幌子的非关税壁垒盛行。更现实的问题是，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地区间的贸易谈判中，应将符合我国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相关内容纳入谈判范围中，制定出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切实可操作方案，并将谈判成果广泛用于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

（二）强化与发达国家及地区间的合作，提升产品技术含量

从我国目前环境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来看，具备绝对优势的仅有1项产品，环境产品总体上技术含量不足，游走于产业链中下端。在实现环境产品贸易市场份额提升目标的过程中，这种格局凸显出与发达国家及地区展开技术合作，提升环境产品技术含量的重要性。实际中，要引导环保类企业改变模仿等低层次的创新模式，以制度建设鼓励和促进企业将研发资金多用于自我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比如，针对目前我国在污水处理、垃圾焚烧以及机动车污染控制等领域自创新严重不足的现状，可优先以政策优惠、人力资源优势等吸引外资进入，使其通过技术转让等形式在有限时间内实现产业技术水平的大幅上升；持续加大吸引外资进入我国环保产业的力度，专门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环境产品关税削减政策，以环境产业合作争取发达国家的环境技术转让，顺应国际市场潮流逐步提升环境产品技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