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建设“一带一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沿线国家（地区）实现货物畅通、产业共建、外贸对接，推进双边和多边的贸易合作，形成立足沿线、辐射周边、面向全球的贸易新格局。在沿线建设一批制造业生产集聚区和出境加工贸易基地，转移和重新利用国内过剩产能。加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经济合作走廊和国际大通道，构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协调沿线国家运输与安全标准，落实口岸通关、船舶登记、航线管理等保障制度。促进沿线贸易国之间的金融合作，积极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作用，盘活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与国际资金共建金融合作平台。

二是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积极开展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调立场，引领平等互利的区域性贸易规则，提升我国的国际贸易制度性话语权。以构建区域一体化经济合作为主要平台，以贸易便利化、关税优惠安排、降低技术门槛为主要内容。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打造我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加快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积极和发达国家开展经贸对话合作，开展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大宗商品的期货定价权，发挥上海期货交易所铜价格平台、上海自贸区国际原油期货交易平台以及小麦、棉花、玉米等农产品期货市场作用，形成“中国价格”话语权。

（二）深化自贸试验区( FTZ)建设，复制推广先进的外贸制度

已经建成的上海等地的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外贸制度的改革高地。在目前已经取得的改革经验和效益基础上，应当进一步深化试验区制度创新，重点是形成服务贸易、外商投资的政策支持体系。深化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企业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管理部门由事前审批改为事后备案。推行区内外贸易便利化，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制度，建立出入区货物、服务贸易分类监管模式，实施信任管理基础上的企业自主报关报检。推进区内金融服务业开放，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产品利率市场化。

同时通过增设试验区和复制推广方式，把先进的外贸制度在全国范围试点推开。重视试验区功能和模式的差异化，使不同试验区在产业开放和制度创新方面形成错位发展。同时，依托遍布各地的保税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打造试验区经验复制推广的承接载体，实现制度普惠和功能累积，更好地发挥试验区的辐射作用。

（三）优化外向型产业结构，转变贸易发展方式

一是产业结构改革。实施创新、品牌和质量三大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立国家、地方政府、市场化机构和企业四个层次的研发创新平台，完善研发补贴、融资和信用保险支持。实施产业创新“四鼓励”政策，鼓励国内企业以自建、合资、合作方式设立海外研发中心，鼓励跨国公司和境外科研机构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并吸收再创新，鼓励我国优势技术“走出去”并增强国际技术标准影响力。发展ODM（自主设计生产）和EMS（电子制造服务）模式，培养具有核心技术、自主营销的世界跨国公司。构建促进品牌成长的良好市场环境，培育知名的企业自主品牌，完善知识产权法制保护。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接轨国际先进质量标准，建立国际认可的产品检测认证体系，完善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预警和保护机制。

二是贸易方式改革。推进货物贸易进出口的平衡发展，控制“两高一资”出口规模，减少出口产品碳排放含量。建立国家进口资源储备制度，储备分拨重要战略资源。增加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推进传统加工贸易“三转”，空间上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功能上由制造代工向研发设计、物流仓储、展示营销转型，方式上由“两头在外”向原料国内采购和产品内销转变。支持新兴贸易业态发展，加大对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等的监管和支持。优化B2B、B2C、B282C等模式管理，加强第三方平台和自主平台的规范化建设，改进电商准入、税收、物流等配套管理机制。发展现代服务贸易，培植一批生产型服务企业，推动通讯、文化、计算机信息等服务走出去，逐步放开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服务业的外资市场准入，缩小并扭转逆差。

（四）创新外贸管理政策，增强外贸发展动力

首先是完善宏观政策。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建设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便利外贸领域人民币跨境结算。加快汇率制度转轨，呼应外贸市场变动，实施积极的汇率政策，调节贸易收支平衡。推动涉及外贸领域的财税体制改革，实行进口环节结构性减税，降低国内需求量大的消费品、零部件的税率，对科技研发、产业升级等进口项目给予税收优惠，降低企业进口成本，同时配合营改增改革的全覆盖，将服务行业改征的增值税纳入抵扣和退税的范围，推动服务贸易不含税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