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输入地与输出地协同分担
据统计,2015年,外出农民工为16 884万人,比上年增加63万人,增长0.4%,这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其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 745万人,比上年减少122万人,下降1.5%。由以上数据可知,虽然跨省流动农民工数在下降,但是基量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北上广、江浙沪等东部沿海地区都是主要的农民工输入地,而中西部等内陆地区都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一方面,输入地的政府负担了那些并未在本地创造价值农民工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作为再输入地打工的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输入地的各项公共支出待遇(由于二地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所致)。如何建立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是使农民工真正融入输入地的关键。
(四)一次性成本与连续性成本协同分担
农民工市民化包括一次性投入和多次性连续性投入,其中一次性投入包括市政、医疗、学校等;多次连续性投入包括社保、教育、卫生保健等等。如何在二者间实现不同年份的平滑分摊,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入社会资本促进一次性投入在较长时间内分摊;另一方面也要连续不断的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即需要建立可持续的财政保障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的连续性公共支出项目纳入到中长期财政预算框架,打破地域限制,逐步做实社会统筹的个人账户。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统计上的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明显滞后,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摊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摊既要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的自行分担,又要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间的协同分担和持续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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