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机构缺乏主管部门又对口多个部门的情况疲于应付，降低了效率，增加了成本。整合职能的新设机构还面临强势部委断掉资金支持和不给评优的潜在“威胁”压力。正如被受访者所言：“中央没有的（机构）地方也不好有，地方有也受罪，对上很难。”被访者担忧“下设上不设，迟早往回撤”。比如，2005年，义马撤消信访局，成立群众工作局；2006年，在群众工作局基础上组建群工部，但后来，为了与上级信访部门对接，信访局的牌子又挂回来了，与群工部合署办公。“中国政治发展所特有的不确定性以及特定的政治周期的存在，地方政府推行改革创新的动力和压力不能持之以恒，改革创新的旨向也不是始终不变的。”[5]
（二）政府序列：新设机构形式创新与实质扩权问题
政府序列成立的各类中心，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进行覆盖，实质向社会扩权。“如果一项任务被指派给一个被赋予特殊权力的新组织，那么这个任务肯定被领导者认为是非常重要的。”[6]政府增设机构的逻辑是政府管理的需要，有机构就有专门的人员做事，人员越多，每个人的工作本身也滋生新的事务。例如“纵向到底”在基层设站、所、中心新增10多类协管员，导致基层行政化趋势明显。“20多个部门的公共事务按照各自的管理权限向社区延伸，甚至出现一个社区内30名社区工作人员分属10多个部门管理的无序局面。”[7]以“政务服务下沉”之名行“管控”之实，甚至朝改革的反方向——“全能政府”前进，侵蚀了基层自治基础。
深圳调研发现，社区服务站与居委会的关系成为新问题。社区工作站成立后，实际上相当于在街道和居委会之间增加了一个新的层级，街道办理应是具体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运作中常常把上级的工作任务直接分解下达到社区工作站，拉长了行政链条。社区工作站具有较多的行政资源，削弱了居委会的功能，增加了行政成本，也增加了协调难度。
（三）社会组织序列：新设社会组织行政化问题
一批新设民办非企业单位承接政府转移出去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在形式上转移到了社会，但实质是政府组织下的社会组织承接。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权力和资源来源于政府，为政府办事，寻求政府的满意，实际上不具备决定组织自身发展的话语权。调研发现，有的部门以购买服务的名义，变相成立下属的社会组织以备承接转移的职能。有的为了避免资源外流，甚至自己发动和成立一些社会组织，事实上是延长行政的链条。调研某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时，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关注：该市第一家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民非性质）被要求过来为地方民政部门的官方接待买单。虽然是民非性质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却仍被民政部门视为其下属单位。他们依赖政府来获取资源，资金来源单一，各类行政检查、评估、考核泛滥。通过行政方式设立的社会组织，行政化趋势值得警惕：虽不是事业单位，但却类事业单位运作；虽被称为社会管理创新，但并没有摆脱掉GONGO的模式，社会组织自组织的特征没有得到体现。
四、问题剖析与下一步建议
针对以上三个序列的问题，虽然呈现出来的现象不一样，但是基于中国政治生态，有一些原因却是共同的，有必要从不同序列分类剖析原因，深入探讨下一步改革措施。
（一）党委序列
党委序列新设机构，职能交叉、权责利不统一是新问题也是我国组织机构的老问题。例如社工委与民政的职能交叉问题，纸面上社工委管宏观，民政部门做微观，但实践中宏观微观很难界定。再比如，党委群工部做信访工作，新设机构受访者表示，党委群工部与信访局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群众利益诉求，涉及到部门利益，党委群工部也只是党委的一个部门，也受职能边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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