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的条件下，面对增速换档、动力转换、结构调整等情况，必须从供需结构分析问题，以改革方法解决问题。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的主要构成和长期动力源，其供需结构具有特殊性。长期以来我国积累形成的外贸“外国需求一低端供给”结构面临着国际环境、国内条件多方面的转型挑战，需要在要素、政策、制度等方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我国对外贸易“供给一需求”结构

目前，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已经建立了一种“低端供给一国外需求”的结构，即侧重于以货物出口拉动经济，并接受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分工。这种结构符合我国的要素禀赋和低成本比较优势，在倾向性的货币、财税、通关、贸易管理等政策支持下，我国外贸的规模数量如滚雪球般增长。我国相继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出口国、第一大贸易顺差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FDI目标国，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供需结构的合理性。

追根溯源，这种结构的形成和加强有一个过程。我国长期以来积累的充足劳动力、相对低成本的资源，需要通过FDI等方式引入的产业进行容纳。由此爆发的制造业增长潮在国内市场和消费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只有向国外市场出口。我国虽然进入国际分工，但是在资本制约、技术落后等条件制约下，只能选择贴牌加工贸易( OEM)等方式，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相对低端的产业。“国外需求”与“低端供给”相互影响，逐步形成出口导向的路径依赖。之后，随着生产条件、技术能力、资本实力增强，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终端产品加工组装基地”，但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供需结构仍然没有实质变化。

对照国际贸易通行分工和交易方式，我国这种“低端供给一国外需求”的结构很不科学，是一种强大表象下的弱化结构。其一，进出口贸易量严重不匹配，巨额贸易顺差产生巨额外汇储备，容易导致贸易与投资、货物和服务、国内外价格、国际收支等多方面失衡。其二，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受制于利益性的国际规则，如果不能取得制度性话语权和商品定价权，就会受制于利益性的国际规则，使贸易条件恶化。其三，国际分工长期处于低端，虽然解决了劳动力问题，但重复建设容易导致产能过剩、库存积留、价格压低，而且制约转型升级和质量换挡，竞争力和应变性不强。根据“GVC分工地位指数”核算（Koopman et al.，2010）结果，在2000 -2010年间，我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分工地位指数由-0. 12下降到-0. 19．降幅深达60.5%。

我国外贸供需结构的固化和弱化产生高度的风险。在现有结构下，国内市场无法提供消费者和供应链的替代，国际市场在饱和条件下的缓冲空间有限，一旦遇到复杂经济局面将难以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种风险因素叠加出现，下行警报不停传来，我国外贸供需结构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二、我国对外贸易的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也己进入新常态，表现为增速放缓、环境变化、方式转换。在经历了十余年持续高速增长后，我国外贸增速放缓并步入中低速通道，直至转为负增长。2001- 201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平均增长16%，而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货物进出口总值下降，降幅分别是7%、0. 9%。与增速变化相伴的是国内外经济环境趋于严峻，各种政策制度不得不进行应急式调整，加深了外贸形势的复杂程度。这些新常态，归结起来，都是由于我国外贸“低端供给一国外需求”结构受到各种风险因素综合施压，发生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可以从需求、供给、平衡度三个方面分析。

（一）外贸需求侧的问题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整体低迷，主要经济体复苏缓慢并呈现分化，使得国际需求方市场异常萧条。在严峻经济面下，各国纷纷推行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计划，完成自身供给替代，进一步压缩了制造品出口市场。同时，在全球经济低预期下，互利共赢的认识基础大为削弱，各国为了争夺和维持有限市场，引发了或明或暗的贸易竞争：货币政策不协调，大部分国家央行竞相推行量化宽松，国际收支和债务结构剧烈变化；贸易争端和摩擦频发，关税、准入标准等保护性壁垒不断筑高，我国外贸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