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尘》①原先不叫《落尘》，原先起名《二傻》。饶是同样的内容，两个名字给人的感受却大不一样，也可以说开启了两个维度、两种空间。也许这要感谢作者，是作者提供的文本信息过于丰富，任意开启一个窗口，就能呈现一种不一样的风景。

“二傻”之谓，让我想到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想到“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代表阿Q，想到阿Q这样“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的不朽典型，想到中国的国民性，想到苦难的中国农民。二傻何尝不又是一个“阿Q”呢？

在《阿Q正传》中，鲁迅先生以如椽之笔，强大的艺术概括力，塑造了阿Q“这一个”不朽的人物典型，深刻地描画出了中国老大帝国“国民的灵魂”，无情地解剖了民族根性中共同的弱点（集中表现是“精神胜利法”），极大地警醒启迪了民族的良知。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阿Q便成为一个共名，而改造国民性的弱点，克服“精神胜利法”也成了一切有识之士百年多来矢志启蒙的奋斗目标。

作为“国民的灵魂”指称的阿Q形象，其性格特征一言以蔽之，曰“精神胜利法”，具体表现为妄自尊大和自轻自贱、敏感忌讳和麻木健忘、质朴愚昧和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和正统卫道、争强好胜和忍辱屈从、善于变通和自我解脱，等等。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是长期集权体制精神奴役的结果，建立在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盲目排外、保守落后的基础上，按照左拉“自然主义”的理论基础，从生理、心理学角度看，则属于生物性的自我保护反应，是生物性的自我保护本能的结果。显而易见，阿Q形象具有巨大的概括性，是中华民族苦难生活和悲剧命运的生动概括，在普遍性意义上，也涵括了人类的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式，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正视，具有超越民族、时代和地域的意义和价值。

不敢说孙向学受到了鲁迅《阿Q正传》的明确影响，但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难以避免的。在《落尘》中，我们可以发现二傻和阿Q的有趣对比。阿Q是孤儿、流民，有精神胜利法护身，有喜欢而不可得的女人吴妈，头上有大山一样的人物赵老爷，而二傻同样是早早成为孤儿、离开村庄到县城到水库漂着类似流民、喜欢吹牛好大喜功、有喜欢的而不可得的女人张华、上面有李队长李书记李县长李专员李主任成为影响他一生的一个存在；无论阿Q还是二傻，两人相隔50年，但拥有的确是同样无法自主的命运，飘萍一样的人生，身不由己被时代裹挟着走的生存。寄身未庄的阿Q，也曾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自己的羲皇盛世，憑借自己力气，倒也能混得衣食无忧；革命党、张勋复辟的时代变动，甚至还曾经让他人前人后很有面子，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曾经有过“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身处改天换地天翻地覆慨而慷时代的二傻，反而基本没过几天好日子，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场接一场的变故，他一介草民竟然也无法幸免，无法置身事外——新政权社会动员面之广前所未有，也许对于民族国家的真正形成和治理不无裨益，但代价是什么呢？作品通篇写出的就是这种代价——民不聊生，和平时代的顺民仍然无法善终。

就人物形象来讲，阿Q是生命主义、生存本位的，为了生存而一步步走向绝路；二傻也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阿Q是类型化处理，是讽刺小说做法；《落尘》则是自然主义的悲情小说，截取了二傻生命中的三个年头，带出来前前后后他的一生行状。如果说阿Q是个寓言，映射了民族国家和国民的命运；二傻则只是个人物，是个艺术化形象，尽管也融进了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但通过他并不能呈现国民性的整体性格，而只是局部性格。这是两个人物的不同之处。可见作者没有整体论意义上书写民族寓言和刻画国民魂灵的更大野心，他更愿意为一个桂西农人做传，记下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的一生，作为历史的证词。

作品截取三个时间横断面，1962年前后的事—1975年前后的事—2000年之后的事，三个时间点，分别正是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饥荒的阶级斗争为纲时代，“文革”后期、即将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全面开放加入WTO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新时代。由此可见作者的野心不在小，企图以这样一种截取、架构，整体性地给予主人公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让他的活动场域充分展开，个体命运之小叙事与社会变革之大叙事相互穿插交融，形成一种长篇小说的大视野大框架大动力，这是作者所擅长并偏好的模式——如《仙儿堂》《沧桑》，都是如此。

“落尘”之名是个隐喻，意指二傻如粒微尘——随风飘荡、行无定迹、落地无声、微不足道、微屑至极。作品写的就是一粒微尘如何飘荡、落地、寂灭的经过，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而且，这粒微尘，正如不安分的阿Q，是一粒不安分的尘埃。作品写出了一粒微尘的不安分的遭遇、奇遇。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型的力量总是过于强大、顽固、坚韧，《红楼梦》不也是写的一块顽石的奇遇吗？《西游记》中的猴子不也是石头化生的吗？女娲抟土造人和圣经中的上帝造人，不也都是使用泥土作为原料吗？最终的结局却都是尘归尘土归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