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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土改成为农民的自主行为，土改工作队还对贫苦农民进行了反封建的教育，使农民认识到自己的土地、房屋等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培养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在农民内心深处植入对旧社会的恨和对党的爱。
　　阶级划分是土改中的重中之重，一些地方出现了错误扩大划分地主和富农的现象。除了贫雇农以外，其他的阶级都处在担心和焦虑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贫雇农以外的农村其他阶级对党的认同。
　　在农村土地改革的同时，党还领导农民进行了民主改革。农村开始逐步建立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3年2月，中央政府规定乡级人民代表大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1954年，宪法正式确立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地位，广大农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制度保障。党在领导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明确指出要使农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成立了具有民主自治功能的农民协会。
　　进入合作化初期阶段后，我们党尊重农民的愿望，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对暂时不愿入社的人耐心等待，说服教育。然而，1955年夏季，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一些农村出现了违背农民民主自愿原则，强迫入社的现象，引起一些农民的不满。周晓虹在其著作中谈到，在周庄成立高级社的1957年3月，5个片、13个高级社曾先后发生了26次闹社事件，参与者达1709人次。
　　总之，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党通过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农村经济发展、阶级观念培养和领袖魅力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威望，土地改革运动依然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当然，这一时期出现的践踏农民民主权利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党的威信。
　　第三时期(从反右斗争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严重下降
　　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党领导人民掀起了大跃进热潮。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到来。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这就意味着农民刚刚领到手还没有捂热的土地证要交出去。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农民私下里以自己的方式表示了不满和抗议：入社之前大肆挥霍。人民公社的另一个特征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公社社员的民主管理流于形式。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农村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据专家统计，在1959－1961年的三年灾难期间，有近3000万人被饿死。
　　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了问题，采取了调整措施。但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农村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各种各样的批斗会在农村成为常规制度，政治学习在全国乡村成为风尚，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比较缓慢，直到1978年，还有一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民对公社的感情一开始源于贫苦农民的利益，源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当理想已经无法变成现实时，农民对人民公社的动员力表示怀疑，农民对党建立的高度信任感开始消退，农民的心理归于冷漠。
　　总之，这一时期，农民对党的认同度严重下降。农民丧失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利，农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民为争取生活的必需品而斗争，农村民主制度受到严重破坏。中国农民一直怀着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对党的信任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当吃饭问题无法解决时，农民对党的政治理念产生了怀疑，对党产生了疏离感。
　　第四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开始恢复
　　为寻找生路，农民以各种方式突破公社制的限制，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公社的解体和家庭经营的兴起，使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政府的政治权力开始收缩，政府对农民经济活动和农民行为的政治控制基本消失；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20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崛起，进一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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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以来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历程与启示

2015-10-27 09:22　来源: 互联网作者：李丽新浏览次数 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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