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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这场中国农村大变动中，还有几百万农民获得了政治解放，阶级斗争年代被视为“异己”分子的农民，重新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他们内心的喜悦和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不言而喻。
　　农村经营体制的变化引发了农民对民主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自治区罗城、宜山等县的农民自发地建立村民委员会。198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自此，农民被赋予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可以通过自己创造的村民委员会直接参与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农村基层社会事务，农村治理主体将由过去单一的党政部门转变为党政部门与自治组织共同治理。村民自治为广大农民当家作主找到了组织依托，促进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总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使农民对党的信任开始重新建立，党对历史问题的真诚态度重新赢得了农民对党的尊重。
　　第五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5年)：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再次下降
　　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财政支出远远高于财政收入。为了解决财政短缺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加重农民负担。农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有的农民采取上访、抗粮、抗税、围攻乡镇政府等多种形式表达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国务院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证实，农村弃耕、撂荒现象比较严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粮食价格低迷，种粮出现亏损；农民负担沉重不堪；乡村债务日益严重，等等。这一时期，在农民心目中乡村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农民要粮、要钱、要命。陈桂棣和春桃夫妇从2000年10月开始，用了两年的时间在安徽农村调查，他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困，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党的宗旨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正是党和政府赢得民心的根本所在。无限制地随意侵犯农民的物质利益，大大降低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动摇了政权大厦的根基。一般情况下，农民发泄不满情绪的对象是乡村干部，村民对乡村干部有强烈的对抗心理。干部说什么，村民不干什么。有的村民甚至说：“过去鬼子来了，我们掩护乡村干部，现在要是鬼子来了，我们要把他们交给鬼子。”报复村干部的行为时有发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城市建设大面积展开的时候，国家在农村提取大量的资源支援城市建设，基层政府承担了巨大压力。基层政府干部在压力型机制下生存，完成上级的各项指标成为自己能否升迁的关键因素。绝大部分任务指标缺乏民意基础，政府只能选择压缩村民自治空间，控制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村民自治的功能难以实现，乡村民主改革流于形式。
　　这一时期，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农民负担成为影响农村党群关系的主要问题，村民自治制度难以维护农民的利益，受到广泛的质疑和否定。
　　第六时期(2005年以来)：重建农民对党的信任
　　2004年，我国政府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方针。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战略部署。接连不断的惠农、支农政策为重建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创造了新的契机。农民是最实际的群体，对农民经济利益的保护，有利于稳固执政党的统治基础。
　　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步深化。一方面，掀起了乡镇机构改革的高潮，大量缩减了政府机构人员，规范了政府行为，有效防止了政治权力对经济主体的侵犯；另一方面，村级自治组织的行政任务明显减少，为自治功能的恢复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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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以来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历程与启示

2015-10-27 09:22　来源: 互联网作者：李丽新浏览次数 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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