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等都成为农民利益需要的组成部分；国家对农村的强制性控制逐渐减弱，农民在利益得不到满足时越来越多地采取非制度化表达方式。为此，党及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战略，在兼顾农民各种利益需求的同时，突出农民的物质利益。这表明党对农民政治认同的逻辑已经具有了清醒的认识，党又迎来了重建农民与党亲密关系的重要契机。
第三，公平公正是农民对党政治认同的价值诉求。
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罗尔斯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帕·克莱默从政治心理的角度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社会越是公正，那些参与着这些社会安排的人们就获得了一种相应的正义感和努力维护这种制度的欲望，促进稳定性的那些力量将(朝向某种极限地)日益增强，该社会就越容易稳定。。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传统，农民对公平和正义有着强烈的心理诉求。在调查中，当被问及“您把选票投给了谁”时，67.8％的农民回答“主持公道的人”。不公正与相对剥夺感有着密切关系，相对剥夺感是一种因现实与期待的差距引起的不满情绪，当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人们会发现自己的现实生活比原来预想得差很多，就会产生这种感觉。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农民为党取得执政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建国后形成的二元体制却使农民处于不利地位，城乡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等严重伤害了农民的感情。农民文化相对保守，农民对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的追求优于对收入最大化的追求。所以，要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把城里人享受的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向农村延伸，还农民以国民待遇。
第四，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是农民对党政治认同的关键。
建国以后，党对农村进行了自上而下的高度控制，农村公共权力的运行无需农民的认可和同意。这种治理方式在一段时间内之所以可以维持，一方面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积累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在于农民对新制度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然而，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农民希望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进而产生了政治民主的渴望，这就要求国家治理形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农村强制性权力要逐渐减弱，公共权力要受到制约，农民的认同成为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源泉。然而，党在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权力的分散和下放，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地方村民自治权与乡镇行政权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党在农村以民主方式执政的构想始终难以实现。各国政党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可能永远依靠政绩获得认可，更不可能长期依靠伦理价值赢得民心，民主法治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最可靠保证。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采取了村党支部书记“信任投票”、“公推公选”乡镇党委书记等办法提高农民对党的认同，这是值得推荐和思考的。
第五，意识形态是农民对党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
任何一个政治统治系统要提高成员对政治统治的认同，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努力，而且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做文章。在农民对党政治认同变迁的历史过程中，意识形态活动对于构建农民对党的支持和认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革命时期，党大力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理想蓝图，成功的意识形态宣传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动员力和凝聚力，深深地吸引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农民，坚定了农民跟党走的决心和意志，农民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为理想而奋斗。然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却难以重现曾经有过的辉煌。其主要原因在于：腐败现象、制度缺陷、城乡差距等现象的存在使农民对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直至抵触和反抗；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把目光投向了经济领域，对政治理论兴趣不高；理论宣传与实践存在脱节现象。不可否认，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的重要资源之一，可以维护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和信仰。因此，党要高度重视和充分运用意识形态对于建立农民政治认同的作用，通过正确的农村政策、社会制度安排的公平合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重建意识形态在农民对党政治认同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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