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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全国的共同技术比率在数值上表现出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各区域之间的技术水平的提高速度和产业升级的速度不同，使得各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进而拉低了整体的平均水平。
　　4. 各区域的群组技术效率差异分析
　　表4给出了2000～2012年我国各地区历年的群组技术效率（GTE），GTE是以群组边界为基准得出的距离函数值，可以反映DMU在各自群组中投入产出的效率水平，适用于群组内部DMU之间的比较。
具体来看，东部地区的群组技术效率呈下降趋势，其中北京的群组技术效率不断提升，广东在东部群组中一直处于前沿水平；在东北地区，表现最差的是黑龙江，但其GTE在样本期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群组技术效率都呈现上升趋势，说明该区域内的省份都有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其中西部的内蒙古、西藏都有良好的表现，但结合表1的投入产出变化可知，其经济增长率好于绝大部分其他省份，污染指数的平均增长率也较大，能源消耗增长率远高于平均水平，资本投入的增长率更是其他地区的2倍左右，因此，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是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提高的结果，更多地是依赖能源消耗和资本的大量投入，甚至牺牲环境，这也是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五、结论与建议
　　文章考虑环境和资源的双重约束，在Metafrontier分析框架下，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了我国各省包含非合意性产出的生产效率，并比较分析了其变化。研究结果显示，共同技术效率从高到低的排序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共同技术比率从高到低的排序为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我国经济增长效率总体水平偏低，各区域差异明显，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认为：首先，整体而言，各省区应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更多地考虑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要放弃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传统思维，促进经济环境和谐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充分利用税收（例如污染税、资源税）和信贷等政策手段促进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各省区要充分认识自己的资源要素禀赋特征，找准自己的经济增长发力点，执行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战略。鉴于各区域的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分化趋势，建议东部地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水平；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存在较大的技术改善空间，但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东北和中部地区应注重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来改善经济增长效率；而西部地区现阶段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是学习和承接东部的技术和发展经验，逐步提高技术水平，推动产业升级。最后，4大区域的经济梯队式的发展格局已基本成型，经济增长效率已经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为避免日后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愈演愈烈造成区域差异更加显著，国家要进一步推进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的实施，努力实现各地区的资源优化整合，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注释：
　　①张庆丰：《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第5-113页。
　　②国家统计局：《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sjtjr/dejtjkfr/tjkp/201106/t20110613_71947.htm，2011年6月13日.
　　③V Kerry Smith，John V Krutilla：“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to Growth”，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61，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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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与资源双重约束的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研究

2014-10-14 09:35　来源: 互联网作者：邹朋飞等浏览次数 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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