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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本文拟采用倍差法模型检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首先，依据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范围将处在西部地区的省份作为处理组，其余省份作为控制组；然后，将样本区间1985—2011年划分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1985—2000年）和实施后（2001—2011年）两个时期。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我们将回归方程设定为如下形式：
　　在上式中，被解释变量（scaleit）为地方政府规模。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Rodrik[2]曾使用政府支出在GDP中的占比来衡量政府规模，该比值越大表示政府规模越大，否则就越小，此后绝大部分研究政府规模的文献也使用该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3?4]。因此，本文也用各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当地GDP的比值来衡量地方政府规模；并且，在稳健性检验时，本文还依据孙琳和潘春阳[5]、范子英和张军[9]等国内学者的前期研究，使用政府消费与GDP的比值来衡量政府规模。μi是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μt是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变量wit为西部地区虚拟变量，若某省属于西部地区则wit取值为1，否则为0；变量tit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的取值为0，实施后的取值为1；西部地区虚拟变量wit与时间虚拟变量tit的交互项w×tit即为倍差法估计量，其估计系数β3度量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净影响。
　　为了剔除其他因素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根据Rodrik[2]、梅冬州与龚六堂[4]、Balle和Vaidya[10]、Garen和Trask[11]的研究思路及控制变量计算方法，本文还加入了控制变量集CONit，它包括人均产出（GDP）、开放程度（trade）、市场化进程（market）、人口增长率（pop）、城市化（urban）、财政分权（decen）、总人口（lnpop）等变量。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控制变量的设计思路与计算方法均与既有的研究保持一致[2， 3， 5， 9?11]，这既保证了本文的变量选择和设计具有科学性，并非是随意选择的，也确保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与既有的研究作比较。相关变量的详细界定参见表1。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基于中国198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2009—2011年《统计公报》。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地区进出口总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了相应换算。由于重庆市1997年从四川分离出来，本文对重庆与四川省的数据重新进行了调整。本文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西藏、广西、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等12省，东中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19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无法获得西藏地区消费价格指数数据，从而难以计算西藏地区真实的人均产出（GDP），在下文中凡是控制了GDP的回归模型均不包括西藏地区的数据。
　　三、实证结果估计与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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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效应测度

2014-11-19 09:30　来源: 互联网作者：邵传林浏览次数 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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