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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才有畅销书，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没有畅销书。事实是，计划经济时代也有市场，也有商品交易行为。具体到出版业，也存在图书市场，也有读者的自主购买行为。当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三红一创”（《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山青保林”（《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原创长篇小说以及《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翻译小说的成功，并非依靠行政手段而取得。
　　二是认为一些发行或销售量较大的行政类书籍就一定是由行政手段运作而成，因此不能算作畅销书。实际并非如此，无论什么时候，读者对此类图书都有一定需求，也愿意为读到优秀之作而自愿购买。如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阅读购买毛泽东著作总体上是自愿自发的，进入60年代，这种自愿自发的成分逐渐减少，以后愈演愈烈，才成为一种硬性的政治任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曾出现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彭德怀自述》等时政类畅销书。[5]再如，从2003年至今，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逐年组织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由于能够“紧扣时代脉搏、针对现实问题、贴近群众生活，把理论阐释的准确性与析事明理的生动性、思想内容的深刻性与表现形式的通俗性融为一体”，所以每年出版后都会受到众多读者欢迎，已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名牌读物，成为广大群众熟知的‘老朋友’和理论学习的‘好帮手’，堪称通俗理论读物‘经典之作’”。[6]当前的很多畅销书排行榜中，仍能看到诸如《邓小平时代》《朱镕基讲话实录》这样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优秀畅销书。
　　三、畅销书销量的决定性
　　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类型，畅销书比起其他类型的图书，具有更为突出的商品性，更加追求经济利润的最大化。销量即是这一特性的最直观的体现。所以，把销量作为衡量畅销书的首要衡量指标，已达成最大范围的共识。在很多人看来，畅销书就是“销售超过一般情况的书”“销售居于头等的书”，甚至是“书中之书”。现实的情况是，在不同时代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域，不同的图书类型，销量难有统一的数字。
以时代而论，由于受政治环境、经济发展、识字人数、出版能力等多种要素的影响，不同时期的“畅销书”概念的数量界定并不相同，如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处于文化和知识思想的饥渴期，出版市场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失衡状态，当时，人们见到什么书都好奇，出版社给什么，读者就看什么。这种情况下，出版社即便对其所出版的图书不进行营销运作，也会有不错的销量，销量巨大的“超级畅销书”的出现非常容易。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出版机构之间竞争的加剧和出版市场的日渐饱和，在“供大于求”的整体格局下，出版物的整体数量和品种日渐增加，而单本图书的销量和影响力却呈下降和递减趋势，随随便便就能产生“超级畅销书”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显然，衡量一种书是否畅销以及畅销的程度如何，只能把它放在特定的时代甚至特定的年份去判断。[7]
　　从地域上讲，经济发展和文化消费的不平衡会导致同一本书的不同命运。一本在发达地区或城市热销的图书在相对落后地区或城市很有可能滞销，而一本在二三线城市受到热捧的图书，很有可能在一线的大城市无人问津。这是由畅销书的“空间维度”所决定的。何明星通过对《于丹〈论语〉心得》的热销区域11个月的跟踪调查发现，从2006年11月上榜到2007年9月落榜，全国12个城市的销售数据变化显示出，中国文化消费存在着文化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上榜时间、销售数量等多个方面。中国图书消费是一种从中心出发到边缘区域的波纹传递结构，北京是毫无争议的文化中心区，其次存在着各种次中心，再次是边缘区。[8]
　　基于以上原因，在考评畅销书时，在强调销量的同时，又不能单纯地以固定的数字来论英雄，其销量的衡量标准也应是一个相对数。在美国，精装本的销量应在10万册以上，才能称为畅销书。中国图书市场非常广大，近十几年来，在出版产业化的大趋势下，在各种销售热潮中走俏的图书，印数普遍在10万册以上。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国人口众多，一本大众类的图书要成为畅销书，其销售量理应在10万册以上。这一点，已得到很多学者的赞同。当然，以10万册为分界线，超过这一标准的，还有超级畅销书、特级畅销书，低于这一标准的，也有一些专业畅销书或小众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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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维”视角下的畅销书概念界定

2014-11-24 11:22　来源: 互联网作者：杨虎等浏览次数 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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