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民主行政。实行政府的民主治理，主要包括公民有序参与政府决策；深化政务公开，推进行政权力行使依据、过程、结果公开，建设阳光政府和廉洁政府；施行行政协商；强化公民监督，建立健全各项监督制度；强化行政问责，严格责任追究，等等。同时，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完善行政领导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
再次，科学行政。建立效能政府和责任政府。加强绩效考核，严格绩效管理，确保权责一致。完善对于发展成果的政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科学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民生和社会保障。[32]同时，完善考核方式，“改革政绩考核机制”。 [33]此外，在政府行政管理中，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包括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互联网，进行网格化管理。
（四）行政体制深化改革同时贯彻经济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双重取向
在奉行政府经济发展效率取向的同时，行政体制改革确定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保障的价值取向。从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座谈会强调“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 [34]，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35]，这些表明，社会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新时期深化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
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贯彻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具有时间空间协同并重的特点。首先，经济发展效率是实现公平的基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 [36]其次，把握和实现效率与公平在时空意义上的阶段性和同步性。实现公平，“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展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 [37]再次，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主要在于制度创新。“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38]
五、行政体制改革着力于政府管理权能责的结构性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府机构经过六轮改革，形成了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组织架构和职能体系。有学者分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可以从两个维度来作历史分析，这就是用以改革为引领的维度和以创新为引领的维度，将这35年划分为两大阶段。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为引领、创新蕴涵其中的变革；2002年之后，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为标志，进入到改革和创新并举、创新引领的变革阶段。” [39]
在这些改革中，政府机构作为行政管理体制的载体，通常是行政体制改革之标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转变职能，使市场机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体现为政府机构、编制、职位和部门的改革和调整。
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指向的不仅是机构、制度、规则、编制、职位等行政体制具体构成要素，而且深入指向行政体制的本质构成要素，即政府权力、职能和责任。为此，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是围绕政府权能责的结构性优化展开改革，以政府权能责的结构性优化带动编制、机构、部门、职位以及体制机制的制度变革，“这次机构改革是同职能转变紧密结合、同步推进的，许多问题通过职能转变来解决，比单纯的机构调整更有意义。” [40]与此同时，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把握行政体制内外部本质联系，辩证处理减权与增权、放权与收权、集权与分权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关系，从而使得行政体制权能责的深化改革呈现结构性优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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