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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弗里德里希·克拉托齐威尔和尼古拉斯·奥那夫等学者开始将建构主义引入国际关系领域，从而使国际关系研究议程包含了哲学和社会学的问题。1989年，奥那夫出版了《我们缔造的世界：社会理论中的规则、规制与国际关系》，首次在国际关系学意义上使用了“建构主义”一词。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直指国际政治的本体论问题，并重新解读了国际政治的几个重大核心概念——无政府状态、自助体系、权力政治和国际制度的起源及本质。1999年，温特在批判和继承主流国关理论的基础上，出版了蜚声学坛的《国际关系的社会理论》，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使之逐渐成为强劲的理论学派。
　　在范式间的辩论中，温特阐述了建构主义的三个核心命题：(1)国家是国际政治理论分析中的主要单位；(2)国家体系的主要结构是主体间的社会结构，取决于共有观念而不是物质结构；(3)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很大部分是由社会结构建构的，而不是外生于体系的，不是由人性或国内政治造成的。
　　具体到国际安全领域，温特认为，身份决定国家的利益和行为，国家间的互动和社会实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即国际结构。国家在互动中建构的角色可分为三种：敌人——相互威胁、无限制的暴力；对手——相互竞争、有限的暴力；朋友——互相结盟、不使用暴力。它们分别代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国家间在原则上可以成为朋友。
　　对于无政府状态为何是可以逾越的，建构主义者指出，无政府状态不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力。因为它本身也是国际社会成员在其相互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并可以有多种逻辑内涵：既可以是敌对冲突的，也可以是友好合作的，这关键取决于彼此间的身份认同，即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他们之间的关系。建构主义学者用自己的理论视角分析了相互对立的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体。
　　对于安全困境这一现象，建构主义认为，它是一种共有文化结构：当行为体彼此的期望使行为体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互猜疑，令他们总是对对方的动机和意图作出最坏的估计时，一旦某一方增加军备，另一方肯定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于是就引起了军备竞赛，结果必然产生安全困境。
　　与之相对应，安全共同体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社会性结构。由于行为体的共有文化使得他们有着高度的相互信任，尽管存在着利益的差异和冲突，但是他们都相信可以通过和平的途径予以解决，这样就产生了安全共同体。它包括三大基本特征：一是成员国拥有共同的认同、共同的价值观；二是成员国之间能够进行多方位的、直接的互动；三是安全共同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互惠和利他主义。
　　建构主义的这种安全理念，充分说明了相互对立的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体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都可以产生和存在，所以无政府本身不能构成解释的原因。换句话说，国家行为体既可以建构安全困境，也可以建构安全共同体。
　　建构主义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如果朝鲜和英国同样都拥有核武器，对美国来说，由于英国和它在文化认同上一致，双方是友好的朋友关系，故英国拥有核武器对其不构成威胁；而由于美国和朝鲜是敌对关系，故朝鲜拥有核武器对其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温特曾指出，任何可能因素实现的几率取决于观念和观念建构的利益。500件英国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还不如5件朝鲜核武器的威胁大，因为使这些武器产生意义的是共同的理解。也就是说，英国和朝鲜同样都拥有物质性的核武器，但是两者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并不是由核武器这个物质基础所决定的，而是由双方的认同和观念所决定的。
　　可见，建构主义的安全观提出了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双重性(物质性与观念性)，确立了以行为体行为的文化内容为主的社会实践在建构国际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实现了文化和认同对安全理论的回归，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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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获得与维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安全问题的思索

2015-10-27 09:27　来源: 互联网作者：肖唏浏览次数 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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